一．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在座的各位谈谈“百年现代化三题”。这三题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外部动力问题，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谈这些题目之前，得先解释一下，我是依据什么理论或概念来解释，叙述上述重要问题的？我希望自己是用一种具有兼容性的视角，或是说是一种多维的视野来展开我的题目，所谓“多维视野”，一言之蔽之，就是不同观点，不同角度和不同学术立场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看法。

我们知道：一百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古老封建的帝国，在西方的侵略和压力下，演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与此同时，也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历经种种艰险曲折， 1949年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又进入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又经过几十年，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终于走到了今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对当今世界的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对于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外学人、政治家都试图予以解释。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政治力量，都需要认识中国的过去，通过对过去的分析和判断，为眼下和将来的政治、经济、军事目的服务。另外，中国百年来的变化太富于戏剧性，这种变化之深刻、广泛，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因此，这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必然引起学者的关注和兴趣。

对于这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解释，是伴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和研究视野的扩大而展开的。对于某种新现象，一开始，人们是不可能全面认识的。鸦片战争后，李鸿章惊呼中国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只看到已出现的变化，但并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人类的认识水平，往往会受到自身知识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它每天都在变动之中，人们认识它，还需一个沉淀的过程，也就是说，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人们才能对前一阶段的发展轮廓有一个初步的总体的印象。再则，人们认识社会也需要认识工具。除了通常我们所说的科技手段之外，也需认识的概念、框架，没有这些概念、框架，我们所看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现象，无从形成较为准确的判断。经过一百多年来的认识、观察，到了如今的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大致有了两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框架：第一种，叫做“革命叙事”；第二种，叫做“现代化叙事”。和任何一种认识框架一样， 这两种叙事方式都有它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问题。

所谓“革命叙事”，就是将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广泛变化，归纳为一个基本命题-----革命，把它纳入到“革命”的框架下，进行认识。 “革命叙事”最初产生于20-30年代，它是为了论证中国共产革命之必要性而创造出的一种全新的叙述角度。它的理论背景是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论述。“革命叙事”，在历史学领域，就是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 “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 “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

 “革命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苏联革命理论的基本概念，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强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痛苦记忆，把中国近代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抵御西方侵略、扩张的反抗过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突出彰显了反帝，底层造反，革命组织，革命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领导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

“现代化叙事”是从西方学术界传入中国的，是对过往“革命叙事”的认识框架的全面转换，它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置放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下来认识，而这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是在深受外国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叙事”也把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置放于社会变迁的大过程中，通过对现代化动力、范围、速度、现代化的主体与客体等的研究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层面相。这种从八十年代引入的叙事方式对现时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这两种叙事方式也都各有其不足：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国内的因素经常会被不经意地忽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具有普适性；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更有其特殊性，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不一定能涵盖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革命叙事”是一种宏大叙事，在长达几十年中，它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革命叙事”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动员色彩，它更多的关注历史的大趋势，以大叙述，大概念来展开它的论点，无形中就会遮蔽历史的多重复杂的面像。用某种模式化的单一解释将复杂的人群和事物给予平面化处理，有的可能准确，有的就有穿凿附会之嫌。例如电影《小城之春》所反映的人类情感的复杂性，是不在宏大叙事的关怀视野之内的。如果用宏大叙事的立场来看的话，最轻的说法是，《小城之春》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严重一点，是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所以，“革命叙事”使用不当，很容易导致教条主义。再比如，对现代派艺术，在反抗旧秩序的革命年代，革命党人会看到现代派反体制，反传统，张扬个性的一面，从而与现代派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但到了革命成功之后，现代派的个性主义就和革命所要求的集体主义，思想改造就发生了冲突，于是在“革命叙事”中，对现代派进行批判就顺理成章了，而这种批判不一定就能真切的反映现代派的复杂性质。

如果对“宏大叙述”作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 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的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现在，我们就借这两种叙事框架，重点来谈一下，中国现代化的几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