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高  华

摘　要：1932-1945年,对苏外交在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蒋介石为了加强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地位,在1932年底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孙科是蒋介石制定对苏外交方针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作为“亲苏派”的著名代表,孙科在抗战初期三赴莫斯科,争取到苏联巨额军援,并在公众场合积极鼓吹对苏友好,其态度之热烈,言辞之浮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十分罕见。1942年苏援停止,孙科在对苏外交中的作用明显下降。抗战后期,蒋介石决定以美制苏,转而起用宋子文和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孙科终于退出对苏外交的舞台。

关键词：孙科　中苏复交　蒋介石　亲苏派　苏联军援

一

国民政府自1932年12月与苏联恢复邦交至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中苏交涉东北主权收复事宜，对苏外交在其对外关系中一直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在蒋介石主导的对苏外交中，立法院院长孙科是一个重要人物。作为国民党内“亲苏派”的代表,孙科在推动中苏复交、促进中苏谈判、争取苏联军援以及设计战后对苏方针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孙科在上述方面的活动,是国民政府在这一阶段对苏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孙科的对苏活动，不仅有助于了解国民政府对苏外交方针的演变及其特点，就是对认识孙科这个所谓“亲苏派”的思想轨迹也不无裨益。

孙科涉足对苏外交始于1932年，这一年他因力主调整对苏方针,积极推动中苏恢复邦交，开始被社会舆论公认为是国民党内的“亲苏派”代表。中苏邦交是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而断绝的，自此以后，两国基本停止了往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面临紧急调整对苏关系的需要，但在一段时期内，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于英美及国际联盟调停中日冲突，将外交重点放在英美，暂时搁置了对苏外交的展开。国民政府搁置对苏外交还另有重要原因。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两面立场，引起中国方面的疑虑。苏联对日军侵略东北的态度是从自身的安全利益出发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境,苏联感到日本的严重威胁，因此，一方面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退入苏联境内的我国抗日武装，给予一定的保护和接济，另一方面又首先宣布对“九·一八”事变持“中立”态度,以维护其在中东路的利益。在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苏联又采取事实承认的态度，默认伪满洲国接管中东路，甚至允许伪满在其远东境内设立代表机构。

中苏关系陷入僵局，在国民政府方面，是出自于对西方干预中日冲突抱有强烈希望和对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有所不满，但在日军大举进攻、中日矛盾激化之际,中国既无力解决在东北权益问题上与苏联的分歧,就只能从大局出发,暂时搁置与苏联的矛盾,转而寻求在反日基础上与苏联合作。因为日军侵占东北,不仅损害了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社会舆论果然出现了要求与苏合作的呼声，“国内对俄复交之浪声,渐渐高唱入云”。[1]

孙科此时刚卸去行政院长之职,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在上海从事政治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孙科感到改善中苏关系不失为一个挽救外交颓势、抵制日本侵略的重要策略。1932年初,孙科提出以“联美”、“联俄”相结合的策略来扭转外交僵局的主张。随之,他又和陈友仁一道,提议把中苏复交列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的主要议题。[2] 孙科、陈友仁的建议被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拒绝,除了国民政府对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不满外,一些人还担心对苏复交将影响国民党的“剿共”政策。“中央要人鉴于正努力剿共,对中俄复交后应付共党及苏联在华宣传赤化等事,颇多顾虑,其议遂寝。”[3] 虽然孙科关于恢复中苏邦交的建议未被采纳,但他仍竭力为之呼吁。孙科在1932年4月发表的《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提出:“凡与日本帝国主义利益冲突之国家,均为我之与国。应与之作切实的、互惠的联合。”[4] 他批评国民政府对“与俄复交之议,拖延半载,迄无结果”，要求“为求远东之与国,应积极进行中苏邦交之恢复”。[5] 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内和社会各界不断呼吁恢复中苏邦交,蒋介石的态度发生转变。他认为,恢复与苏联的邦交,将有助于加强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地位,因此接受了孙科等的主张。1932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了对苏复交和商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经过中苏代表在日内瓦的多次磋商,12月12日，两国互换了照会,正式宣布恢复邦交。

中苏邦交虽已恢复，但两国间在东北权益问题上的矛盾却再次凸现出来。1933年苏联将中东铁路低价售给伪满洲国,使国民政府对苏联再生疑虑。兼之蒋介石“剿共”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对国民政府亦有不满，两国关系陷入停滞状态。孙科此时已进入国民政府，在1933年初出任立法院院长之职。他对两国关系的现状多有不满，希望加快中苏合作的步伐。孙科以为，在日本对华侵略加剧的形势下,非联苏无有出路。于是他撇开苏联损害东北权益的问题,对苏联“国势日隆”、“建设成功”,表示钦佩,甚至打出其父孙中山的旗帜,强调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是“很重要,很合理的”。[6]

孙科在中苏关系停滞时期对苏言论虽然不多,却十分引人注目。随着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中日矛盾急剧升温,蒋介石开始调整内外政策,逐渐走上联苏和试探与中共接触的道路。在蒋介石的全盘考虑中，联苏与试探与中共接触是一体两面的事。蒋介石将打通与中共秘密接触事宜委之于陈立夫,而将改善与苏联关系等公开方面的活动交之于孙科等，使孙科成为其对苏政策的主要助手之一。

1935年10月25日以孙科为会长，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为副会长,旨在“研究宣扬中苏文化，促进两国国民友谊”的“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这是“中苏复交后关于中苏友好民间活动之第一声”。[7] 孙科主持的“中苏文化协会”作为国民政府半官方团体，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在配合国民政府改善中苏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孙科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建立了密切的个人联系。1935年7月14日,孙科作为立法院院长,出席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为欢迎鲍大使而举行的谈话会。鲍大使在讲话中对孙科个人为促进中苏友好所作的努力予以了高度赞扬。由于孙科最早主张联苏抗日，并主持“中苏文化协会”，兼之与苏联驻华大使来往密切,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围绕孙科周围,支持孙科观点的还有于右任（“中苏文化协会”名誉会长,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蔡元培、颜惠庆（驻苏大使）等党国要人。于是孙科被普遍视为是“国民党内的亲苏派”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支持中苏友好的“一股有力的势力”。[8]

从1935年10月到抗战前夕,中苏两国就合作抗日、争取苏联在中国抗战爆发后以军援助华等问题开始了秘密谈判。由蒋介石亲自主导的对苏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就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主权、中苏合作抗日的条约形式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反复磋商。经一年的谈判,双方的立场基本接近,但苏联不愿单独与中国签订两国安全保障条约,而坚持要求美英中苏等国共同行动。谈判的第二阶段转移至中国首都南京进行,在这阶段,孙科也涉及其事。1937年3月,孙科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就苏联对华军援问题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举行秘密谈判。苏联允诺将以军事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但须以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为条件。孙科告知鲍大使,国共和谈正在进行,请予宽释。[9] 在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不久，日本终于挑起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国民政府迫切希望与苏联协议,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贷款和军火援助。“七·七”事变后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再次授权孙科和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10] 苏方此时建议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援助中国的法律依据。孙科和王宠惠接受了鲍大使的意见。8月1日,蒋介石批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8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政府代表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互不侵犯领土、主权,互不使用武力；其中一方遭到第三国侵犯时,另一方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援。这对当时处于极度困难之下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将保障中国从苏联那里得到战争物资”。[11] 很快，苏联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从新疆沿陆路运往中国内地,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二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国际环境丕变,蒋介石将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放在外交目标的首位，但是英、法等国仅口头同情中国而无具体物质援助,孔祥熙在欧洲的出访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苏联则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因此,对苏外交立刻显示出重要意义。蒋介石权衡形势,为了推进苏联援华计划,争取更多的苏联军援,决定起用孙科,以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合作。

孙科被蒋介石委之以对苏外交的重任与他的背景经历有密切关系。由于孙科长期致力宣传中苏合作,并曾参加过与苏联的谈判,加上孙科的家庭背景——孙科之父孙中山在苏联受到普遍尊敬，孙科便成为蒋介石考虑出使苏联的最合适人选。

抗战初期,孙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三访莫斯科,争取到苏联对华巨额援助和大量军火。1937年12月底,孙科率傅秉常、吴尚鹰赴苏联进行第一次访问。孙科一行于1938年1月13日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与专程从巴黎赶来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会谈,交换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当时,“国内对日和谈之风甚大”,孙科对此甚为愤慨，他对顾维钧说，“中国义无反顾应继续抗战”。孙科并表示，“面对日本侵略,中苏利益完全一致”,“只有苏联是中国可能取得最大援助和支持的所在”。孙科提议，由他领衔，代表驻欧使节,向蒋介石、孔祥熙发出电报,请他们不要再向国外拍发“要求和平与和解的训令”。[12] 由于孙科“急于访苏去争取积极的支援”,1938年1月16日,孙科一行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莫斯科。孙科在苏期间，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孙科向斯大林转达了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斯大林未作明确答复，但表示苏将以物质援助中国。[13]孙科此行争取到苏方5000万美元的军事借款，[14] 用于中国购买苏联军火。孙科在访苏结束后,于9月返回武汉。

1939年3月,孙科奉命再度访苏。自西安、兰州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因气候原因,苏联飞机不能降落,孙科一行改乘汽车沿陆路进入苏联,于4月10日抵达莫斯科。此行,又从苏联得到2亿美元的贷款。[15] 6月13日,孙科与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规定苏方以特种物品（军火武器）交付,中国以矿产品、农产品各担半数陆续偿还,双方物资往来均经陆路运送。孙科在完成使命后,于7月4日抵达巴黎。

1939年8月,孙科在回国途经巴黎期间,接到蒋介石要他去苏联进行第三次访问的电报。蒋要孙科转告斯大林,“不管苏对同中国合作对付日本已否采取新的步骤,中国都准备和苏合作,准备跟随苏联之后,唯苏马首是瞻”。[16] 蒋介石并要孙科协助新任驻苏大使杨杰观察苏联军事、外交动向。于是孙科遂有第三次莫斯科之行。9月9日,签订了《中苏航空协定》,直到10月初,离苏途经欧洲返国,于11月20日回到重庆。对于第三次访苏是否必要,孙科曾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蒋介石不提具体合作方案,中国政府内某些圈子（指汪精卫）又正在进行对日和谈的舆论宣传,这些均不适宜他重访苏联。[17] 但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孙科仍然履行了第三次访苏的使命。

孙科三赴莫斯科争取军援的成功,不仅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孙科发表大量联苏言论,作出“亲苏”的姿态。孙科的这类言论在抗战前、中期十分突出,成为当时政坛上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孙科高度评价苏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