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土资源和经验中，有无可供今日借鉴的成份？
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民国以来，谈县一级民意机关，都是和县一级的地方自治，县政建设相联系的。
这里有两方面的内容：为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整顿建立县行政机构，其次，建立县级民意机关。
民国从刚建立开始，就注重整合县级行政机构。
1913年，北京政府颁地方自治法规，县一级长官为县知事，权力较大，有调县警备队权，任命下级权，没成立法院的还可兼理司法权，
1928年后，国民政府颁《县组织法》，下令在1934年底，完成全国县一级地方自治。
对征选县长有一套规定：
两次考试，一次口试，或具有7年以上的“革命经历”，
回避本籍，
应先副署一年，经考核合格，才得实授。
县级机构简单，一秘，四局二科，1932年后改局为科，
县长权限比过去的县知事的权力，大大减少。
1933年2月，江宁自治实验县成立，为全国第一个自治实验县， 由梅思平任县长，“以政治的力量，对人民实行养教”。
裁并财政，教育，建设，公安，土地五局（另一说为三局：建设，财务，教育），另成立民政，共设六科，
派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生担任各区的区长，县政府的科长，科员，
实行县乡（镇）两级制，
进行一系列改革：撤区公所，建自治指导区，将原有的295个乡镇，改组为109个，改捋（音）邻为村里，全县编为2049个村里，
调查户口（1934年，全县11万7千多户，56万2千零63人，男，30万，女，25万），改革田赋，开办抵压贷款，禁吸鸦片，耕牛登记，全县在1934年8月，有登记在册的黄牛7995头，水牛19543头，（凡买卖，宰杀，抵押，生产，必须向原登记的警察局报告），工商调查，推行桑蚕改良，
结果：
政府收入大增：第一年，田赋就从47万元提高到90万元以上，税收70种，从3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付税超出正税3倍多。百姓多不满意。
治安强化：全县设立7个警察局，局以下，还有分驻所，派出所，
有没有成立江宁县民意机关?
没有。“党治”时期，“以党治国”，但江宁的实验都以县政府出面，县党部无声无影，只是县长梅思平是有名的CC派大将，国民党中央委员。
但是，对于成立县级民意机关，国民党的中央当局又显得十分积极，
在“地方自治”的规定中，是有建立县级民意机关的内容的，1928年，国民党对此就有强调。
全国范围内，广东成立的最早，亦是在反蒋的1931年“非常会议派”主政时而成的。
1932，1933，1934年，国民党中央都一再催促各地加速办理，可是各地都按兵不动。
1940年，国民党推行“新县制”，县长享对县的管理的全权，省政府不得指挥，只有监督权，对机构设置不强求统一，有的县，只有两个科，有的县有八个科，
按面积，人口，经济，文化，交通五个指标，把各县分为六等县，
国民党在加强县政的同时，也对成立县一级民意机关表现出急迫感，规定设立县临时参议会。
1941年，国民党再一次催办各县成立县参议会，规定1943年5月施行，1943年11月，行政院限期1944年一律成立，如不能成立，则先成立临时参议会。到1944年，各县才普遍成立起来。
第二个问题：县议会和县政府的关系。
清末的地方立宪运动对后世有路径指引的示范作用。
民国初年，沿用清末立宪制度，在县成立县议事会，议长，副议长，由县议事会产生。
20万人口以上，县议事会设20人组成，人口增2万，加一名县议员，最多不超过60人。
县议会，每年举行一次，会期一月，可延长10天。
县议会有建议权，对下级争端有公断权，但县知事可予否定，县知事权力大大高于县议会。
1914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停办。1917年才恢复，但各地战乱，各省多没有执行。只有广东，湖南，云南自行地方自治。
1940年代，四川省办县临时参议会，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下文，县参议员产生，由县党政联席秘密会议提出加倍人选，报省府特别党部小组决定之，
条件是：有声望，有地位，有学识。
由县政府从选民中或合法职业团体中征选，分参议员和侯参议员。
每乡可选一名县参议员，由职业团体选出的人数，不得超过全县参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三。县参议会每三月开会一次，每次3—7天，有议决权，建议权，讯问权。如和县政府发生争议，由省政府核办，如省政府认为县议会有违“三民主义国策”，可发文内政部，再由行政院发文，将县参议会解散重选。
第三个问题：选举。
多为形式，江宁县在1946年后，也搞了县临时参议会选举，
有口号：“实行宪政，还政与民，完成地方自治”，
有指派：多是地方士绅，
举办参议会选举事务，
方试：请客送礼，捞取选票，
最后几点看法：
本土实践很久，已有一定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对今天的实验有效性，究竟有多大？值得研究。
当局推动地方自治，主要是为了整合地方，重点在加强县治，建立和强化对基层的控制，同时也是为了推动地方的发展和建设，
民国时期，县级机构的规模较小，官员较少，县、区、乡机构膨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
建立县级民意机关，是受清末以来社会各界呼吁的压力，其权限很小，所谓选举多为形式。
在当选者中，新乡绅占相当的比例，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乡绅和土豪劣绅有别，似可称之为“正绅”，三十年代，两湖地区的县长大多为大学和专科学历。
争取选票的基本方式是请客送礼。
由此可看，民国时期，县民意机关只具象征意义，和县行政机构，根本形成不了互动，更徨论监督了，就“选举”而言，在本土经验中没有什幺积极的成份，可能要自找新路，进行制度创新，然而此难度确实很高，因为中国人对“路径依赖”，已成习惯，这件事看来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