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孙科与“制宪国大”、“行宪国大”

    政协会议后，国民党内反共强硬派掀起了反对政协会议的强大声浪。1946年3月，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反共强硬派全面攻击政协决议，尤其集中攻击政协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苗培成、张强等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议案，指责政协决议宪草修改原则“多不脱欧美宪法之窠臼”，“有违总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遗教精神”，提议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会议宪草修改原则，“不予通过”。^[56]在反对声浪一边倒的形势下，孙科等遭到国民党内部的严厉指责和诘难。1946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上发表“政治报告”，在谈到宪法草案时，从原先的立场后退，竟声称，若依原先协议的宪草原则，“乃不是和平而是混乱，不是统一而是分裂”。蒋介石并表示，“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与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57]

    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引致中共方面的强烈批评。1946年4月4日，周恩来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反驳蒋介石对中共的指责，揭露国民党方面意欲全面推翻政协协议。^[58]4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蒋介石》，指称蒋介石为法西斯反动派。^[59]这篇社论发表后，国民党内的反共强硬派再度掀起反共声浪，尽管此时孙科仍主张政治解决为先，但在《解放日报》社论发表后，他也认为“和平已没有了”。^[60]

    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孙科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重要成员之一，事实上已面临抉择的关头，或者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或者继续扮演国民党内开明派的角色。孙科一向主张在国民党领导下，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共纷争，但在反共空气弥漫的国民党内，这种立场已无活动空间。孙科选择了与蒋介石站在一边的政治立场。1946年下半年后，孙科停止了“和平”声调，全力支持蒋介石，这尤其集中在关于国大召开的问题上。

    召开国大，原是政协会议各方一致达成的协议，政协会议后，国民党方面出尔反尔，提出与原决议有违的新建议，遭到中共方面的强烈谴责。为抗议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1946年9月16日，周恩来从南京前往上海。9月30日，周恩来等致函孙科，拒绝提出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人选，并明确反对召开国民大会。孙科一再函促周恩来返回南京会谈。^[61]中共方面为了尽力维持国内和平，作出让步。10月21日，周恩来自沪返回南京，继续与国民党方面展开谈判，但中共坚持反对召开“一党专政”的国民大会。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共在北方的重要城市张家口，蒋介石以为胜券在握，遂不顾中共与民主同盟的强烈反对，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制宪国大。

    孙科在制宪国大上扮演了一个颇为活跃的角色，他与蒋介石、于右任、曾琦等48人名列大会主席团。1946年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孙科因长期主持宪草制订与修改，政治行情上涨。1947年3月1日，孙科出任官办组织——“宪政实施委员会”会长。4月17日，孙科出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至此，孙科与蒋介石完全合流。

    为了洗刷以往个人形象的“进步”、“左倾”色彩，从6月至11月，孙科频频发表公开谈话，表达对苏联、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满。6月29日，孙科对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发表谈话，指责苏联支持东北的中共军队，阻拦国民党军队进入旅顺、大连，声称苏联行动已违反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28日，孙科又发表谈话，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已因日本战败而告解除，代之而起者为苏联。11月15日，孙科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批评美国仅以3亿美元援华，不及援欧数额的百分之五，“实无济于事！”。^[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