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孙科派了他的秘书司徒德参加了国民党民主同志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即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前身。^[36]孙科1943年后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批评，其前提也是他已预感到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的前途，而并非是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根本的改变。在孙科看来，虽然此时中共力量1941—1942年又有大的发展，但真正危及国民党严重危机的，却是和世界民主潮流相违背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孙科才改变了对中共一度抱有的敌视态度。

 

二、孙科与1946年政协会议

 

    抗战结束后，中国政权又开始新一轮的变化，国共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国共双方代表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订的《双十协定》的规定，国共双方一致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工作”。1946年1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正式开幕。政协会议是国共双方及各党派讨论战后中国建国方案的一个具有广泛影响性的会议。出席政协会议的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共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中共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社会贤达9人。孙科作为国民党内开明派代表人物，被蒋介石挑选作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是各方所共同瞩目的重要人物。

    孙科对于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国内和平，持相当积极态度，他希望能通过政协会议，将国内和平局面巩固下来，为民主建国奠定基础，然而他的这种立场却与国民党主流派的思路存有较大距离。

对于政协的召开，国共两党抱有不同的理念。在国民党方面是希望通过政协会议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交出军队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实现所谓“军令和政令的统一”。1946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演说，以谈国家统一为名，不点名的指责中共“破坏”交通运输，“骚扰地方秩序”。蒋介石说：

    “政府为进一步促成国内环境的安定，为实现全国的精诚团结，为使政治中枢成为最充实而有力的机构，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并准备延揽社会贤达与各党派人士参加政府，不论是参加决定政策的会议机关，或是参加执行政策的行政机关，政府本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原则，无不竭诚接纳，以期集思广益。而我们的政府于此所希望的，并无其他条件，只是参加政府的各党派，不能拥有其自己的军队来作政争的工具。这因为一个国家以内，如果容许有国军以外的军队，无异造成国家以内的另一个国家，则国家即不能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如果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命令各别的军队，则政府必不能稳定，更不能望其合作团结健全而有力了”。^[37]蒋介石的这段话，明确强调了国民党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的态度。

    中共方面则一再重申了对国家“政治民主化”问题的立场。1946年1月4日，中共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王若飞接受重庆《新民晚报》记者访谈，强调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所要讨论的政治问题主要应是“结束训政，改组政府”。关于国民大会，他认为当然要坚持修改组织法及选举法，召开日期要等上述问题决定之后才能决定，“因为这上面规定的总统权限比日本天皇还大”。^[38]中共希望通过政协，表达自己的和平意愿，并利用争取来的和平时间积蓄力量。1967年8月9日，周恩来在谈到1946年政协会议时说：

   “我参加了旧政协，在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训练军队，另一方面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地革命，准备战争，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决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议不错，但实际上我们还是照做我们的”。^[39]

     国共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争论的焦点在两点，一是军队国家化问题，另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蒋介石固然希望通过政协会议扩大国民党的影响，给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交出军队。但是，他也知道，涉及如此重要的问题，中共绝不会轻易就范。因此，为了照顾美国的要求和国民和平的呼声，蒋介石频频作出姿态，表示对政协会议的重视。但在另一方面，他继续加紧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为从武力上消灭中共，进行各方面的部署。挑选孙科作为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就是蒋介石对中共、美国及社会各界作出的一个重要姿态。孙科与中共领袖皆熟，大革命时期与周恩来相识于黄埔，与毛泽东认识则在广州。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孙科曾在家中设宴款待过毛泽东，两人曾就国内和平的前途作过交谈。毛曾当孙科面表示过对蒋介石和平诚意的怀疑。^[40]至于美国，更是在1944年后表示过对孙科的兴趣。蒋介石知道孙科的“开明”形象对自己将是一笔资源，他任命孙科为国民党参加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就是要利用孙科的左倾的社会形象和孙科与美国的联系，为国民党造势，及向美国传达蒋介石有意改革政治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