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的失败证明，新传统主义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1928年后，国民党排斥了中共，试图单独领导中国现代化。国民党以新传统主义作为思想和政策导向，在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的前提下，虽然也作出了有限度的变革，但又竭力限制变革的范围、规模、速度。国民党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同时不能有效解决政治稳定与乡村土地改革的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非一味因循不变，满足农村多数人对土地的要求，即可带来政治稳定。本来政治中心权威之建立是现代化进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对权威的强调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影响到对现代化其他条件的调适。五四以后，民主的要求并非是个别或局部的现象，但国民党以种种借口（诸如人民缺乏实行民主的心理准备等）拒绝迅速开放政治。尽管在社会各阶层的压力下，国民党曾被迫许诺开放宪政，但是又尽量推延，对民主实是口惠而心不至。蒋介石自任肩负实行孙中山理想的历史使命，自我圣化，又具强烈的军事性格，将一切要求自由的力量均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类似极权主义的统治方法。实施极权在特定条件下只能是一权宜之计，况且国民党完全缺乏实施极权所必须具备的机动性和高度效率。面对这样的状况，国民党并不思转变和自我改革，结果导致国内政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客观上促成了反对力量的成长。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抗战初期，全民拥戴国民政府，使国民党的政治权威接近于形成。但权威即使形成，也很脆弱，还需要进一步的革新措施来培植权威的基础。国民党对此不予努力，“一切因循守旧”，于是当民族主义的最初冲动沉寂后，国民党制度上的保守与僵化很快就耗尽了民族主义的感情，造成人民普遍的心理受挫，引发了人民对国民党的失望。实践证明国民党融合传统与现代化的努力未能成功。由于国民党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无法作出适应现代生活所需的变通，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终至崩溃。

孙科在民国史上的际遇表明，在蒋介石占主导地位下的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国民党内的自由派不能真正影响国民党的决策。在国民党内，蒋介石为代表的传统主义占压倒优势。一党专政、领袖至上、崇拜武力成为国民党的统治性格。孙科在国民党内本来就势单力薄，活动天地狭小，一直未能形成气候。另外，孙科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是美国对华影响较大的抗战后期，此亦表明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的非本土性。一旦美国出于自身需要调整方针，国民党内的自由派马上就陷入困境。

至于孙科本人原乃一读书人，身上颇具某种书生气质。其在民国政坛上咤叱风云几十年，风云际会，扮演各种角色，也许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他的名声很大，事功却不显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孙科的主张尽管未能实现，但他向我们展示了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时期，在中国错综回流的环境下，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在追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上所能企及的高度。孙科有其政治抱负，有所追求和期待，但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他有时能固守自己的观点，有时又向现实妥协，然而这种矛盾在孙科那里可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孙科的思想常常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恰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这些表现使孙科具有现代政治人物若干特点：多变、不独断、不固执、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对事物持弹性态度。这种态度活跃了政治过程，向社会公众展现了中国政治人物向来缺乏的一个侧面，从而反映出过渡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命运的某些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