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3]《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4][16][17][19][26]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第210-211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

[15][18][20][21][24][30][43] 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1页。

[22][23][41][42]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

[25] 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载《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27][28] 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29][35][39] 胡适：《宪政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

[32] 参见沈云龙：《抗战建国之中国青年党》，第29页。

[33][36]《国难会议记录》，第16，3-8页，载《近代中国丛刊续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

[34] 季廉：《宪政能救中国？》，载《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1932年5月9日。汪精卫的讲话发表于1932年4月25日。

[37]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5th , 18th , 1932.

[38]《申报》，1932年3月10日。

[40] 王造时：《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载《荒谬集》，第34页。

[44] 三十年代初，黄郛、杨永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主张，遭到蒋的“积极反对”。因为蒋本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参见邓元忠（邓文仪之子）：《新生活运动政治意义阐述》，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议文集》，第31页。另见刘建群：《银河忆往》，第233-234页。

[45]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46]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第39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51] 戴季陶：《为宪法事致孙院长书》（1934年3月7日），载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第747页，台湾正中书局，1978年。

[53] 孙科：《我们需要何种宪法》（1933年），载《孙科文集》，第263-264页。

[54][55][56][64] 孙科：《宪草的精神》（1933年），载《孙科文集》，第269-274，275页。

[57][62][65][68][70][71] 孙科：《中国宪法中的几个问题》（1934年10月10日），载《孙科文集》，第290，289-295页。

[58] Maria Hsia Chang , 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  pp.121-12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ress,  1985.

[59] 孙中山：《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1924年）。

[60] 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1931年5月）。

[62] 孙科：《我国宪法与欧美宪法的区别》，载《孙科文集》，第318-319页。

[66] 参见吴经熊：《中国制宪史》，第73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67] 吴经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特色》，载《东方杂志》，第33卷，第13期，1936年7月。

[69] 孙科：《最近宪草讨论情形》（1934年10月8日），载《孙科文集》，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