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初，天津市实行面粉统销计划，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讽刺和谩骂”，泰明鞋店资本家说“毛主席强，但全国没有粮食吃”，“总路线一公布，和军事管制一样”。河北省的一些党员干部也为农民“抱不平”、“喊冤”，说“政府对农民太苛刻了”，“对农民又一次下手”。 1956年，历史学家，全国人大代表翦伯赞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视察，家乡的父老向他哭诉，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只吃树皮、野菜、菜饼。新国家将这种不满言论视为是敌对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所采取的反击措施还是强化阶级斗争，其具体方法就是将政治分层进一步细密化，把前一阶段出于策略考虑而暂时未于触动的人员也划入敌对阶级范畴。
1953年后的“敌对阶级”范围较前有了新的扩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道门、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农。“反革命”的种类也有了新的增加，历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为，和旧社会联系较多的人员，如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保甲长等，也被划入“历史反革命”之列。
1953年后，1949年前旧中国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总体被划入了 “旧知识分子”的范畴，他们被一般视为“不纯”阶层，其主要依据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并曾为旧社会服务。在这群人中，“历史不清分子”和“不纯分子”占有相当的比例。
“历史不清分子”和“不纯分子”都是50年代初出现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历史不清分子”一般指“历史复杂”，参加过反动组织、或曾在旧政权重要机构服务，有一般的“反动”行为，或有 “反动”嫌疑但查无明显证据 者，例如：原国民党军、公、教系统人员，反革命分子的家属（简称为“反属”），被镇压、被管制分子的家属等等，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这个人群又被视为是“反动阶级的社会基础”。所谓“不纯分子”是一个动态概念，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断扩大，在50年代有相对的稳定性，所指多为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即在“革命群众”和“敌人”之间比较靠近右边者，例如：原国民党一般党员，三青团员，原旧军队士兵（统称为“兵痞”），资本家，有海外关系者或仍与海外有联系者。
15本回忆录的作者基本都在肃反运动中被冲击,他们所在的单位花费大量钱财，在全国各地对他们的历史情况进行“外调”，使得单位领导有机会去了许多过去从不可能去的地方。“外调”的行动受到被审查对象的普遍欢迎，他们相信“外调”有助于澄清他们的历史疑点。1955-1956年，全国范围的“外调”大规模进行,它的核心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也是新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体制方面的独创，斯大林时代的“肃反”是没有这项举措的。仅中央直属机关就派出达四位数的外调人员，国家机关也是四位数，大批审干人员奔走于全国各地,进行查证资料的工作，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通过大规模的“外调”,基本查清了党和国家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历史疑点,使许多人得到解托。
新国家对社会情况的调查也包括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为了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一化三改造”，执政党采取的是依靠工人阶级,强化阶级斗争的方针，然而这并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视为是党的依靠对象，对工人也得进行“阶级分析”，换言之，作为个体的工人并不就属于“工人阶级”，在工人中也需落实“阶级路线”。
50年代初中期，开展了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企业的工人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具体办法是：1、让工人填写登记表；2、由单位党委与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将派出所掌握的资料添入登记表；3、由单位进行进一步审查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1952-1953年新招工人4857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成分复杂者582人。据全国总工会1953年对上海私营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过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来。大隆机器厂工人不愿听共产主义的道理；大沪制铁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嫖赌”，“有不少工人还讨了小老婆”，“有些厂的工人还和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欺骗政府”。萍乡煤矿1万职工中有1200人被认为“不纯”，其中工人有903人；1955年初，鞍山钢铁公司有5万职工，其中“不纯”分子有5000人，占职工总数的10% 。
“排队摸底”不仅限于调查工人中的“不纯分子”，它也包括对工人的思想状态进行分类排队，即区分出工人中的先进层、中间层和落后层。一般而言，“先进工人”多指老工人，对老工人也要根据他的“阶级意识”与现实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先进”。萍乡煤矿工人解放后娶的老婆，成分不好者达到10%以上，这样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认为是“落后”工人 。如果老工人注意奖金、工资一类，则会被认为是“经济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不高”，也不会被划入“先进”工人行列。“落后工人”则指青年工人，所谓“落后”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响。
对于工人中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背景的差异，党的领导层十分了解，邓小平在1957年的整风报告中说，占65%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占一半以上，还有3%新工人是地、富、资产阶级、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提出，这些人的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 。然而从总体上看，新国家对工人是比较宽大的。1957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规定在工人中不划右派，只进行“先进”，“中间”,“落后”的分类，不作左、中、右的划分，对技术人员和科室以上的干部可以划“右派”。
50年代新国家对社会成员的 “排队模底”的重点是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这和当时领导层的认识是相联系的，由于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和旧中国有较深的历史和思想联系，他们被顺理成章地视为是有待进一步加强改造的社会群体。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排对摸底”，就是对他们进行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细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极右”的政治划分，然后依据不同情况，给予区别对待。这是一项全国性的行动，一直深入到县和县以下的城镇的小学教员这一级。广东省的和平县在建国初是一个人口不到三十万的小县，也在小学教员中进行“左” 、“中”、“右”的排队。
对于如何帮助、教育知识分子也有许多细密的规定。在“肃反”运动中，
两年后,在反右运动时，又提出，对大人物中的右派，对社会科学方面的要“放手进行，斗深斗透”,而对一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其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
具体策略有许多:有的是 “斗而不狠”；
有的为了将来能够使用,应采取控制新闻报道的方法,有的不登报,有的”小斗登报”；
对有重大作用的科学家，采取“谈而不斗”；
对科学界中的”老右派”,即民主革命阶段的右派,在鸣放期间没有表现或很少表现反动言行的,“当然不要排队,也不好批判”。
反右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
保持社会的紧张气氛,在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团结人民的重要条件, 为满足阶级斗争的需要，许多基层单位宁枉勿纵，在50年代，安徽省芜湖地区无一所高校，也没有民主党派，更没有“文联”和“作协”，某农场集中的1500名右派，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人物”：小学老师，办事员，保管员、送货员、半文盲等，他们都是当地领导为完成右派的“指标”而被凑成“右派”的。而其中许多小学老师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只读了半年速成班就做了小学老师，在反右暑期学习班中因答错题成为右派的。这些小学老师都是乡里孩子，见识很少，工作的地方又在农村或山区，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他们被要求在考试中判断一个题目：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是对还是错？他们根据有限的知识都填了“对”，于是全部成为“小右派”。
15本回忆录都提到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因历史问题或出身问题在社会统合中被冲击，如果再加上在思想一致性上和新政治文化等方面存有矛盾，就会演变为极严重的问题而被划入“敌人”行列。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了“教育”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促进他们改造“阶级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触“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们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作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分子”，但是伴随几个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抵”、 “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才知道，执政党有关“立场”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再把“立场”和“阶级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