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最早站出来反对彭德怀，旗帜鲜明支持他的几个地方大员之一。1965年11月，彭德怀被放逐到四川后，李井泉对彭德怀更是严加监管，在1966年6月`还亲自主持对彭的小型斗争会，要彭交待反毛的“罪行”。[87] 在困难时期，四川省“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极为严重，但李井泉非常“顾全大局”，从四川调出大量粮食支持中央。[88] 毛和一些中央领导在文革前抽的手工制作的雪茄烟，也是由李井泉在四川什邡卷烟厂秘密安排监制的。[89] 毛心里明白，李井泉、江渭清等地方大员对刘少奇并非没有意见，他们就是做大官做“油”了，只要毛不公开抛弃刘少奇，他们就按部就班，一切听中央的，少奇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们就听少奇的。而李井泉等都太了解毛出尔反尔的特点，或许一个早上，毛就改变了主意，跟着他老人家反刘的人就会被无情的抛出去，落个当年高岗下场。所以，毛讲刘少奇的闲话，他们就装聋作哑，从不插嘴帮腔，毛知道，李井泉等这样做并非对他不敬，或是反对他。李井泉不让周林复职，还是出于工作的考虑，李大章坚持极左观点，也是事出有因，都不是有意和自己作对。错来错去，只怪自己给刘少奇的权力太大，已让刘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在“火烧”李井泉几年后，毛还是“解放”了他，中共十大就让他重新做了中央委员，1975年还做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林在文革后期也被重新起用，1975年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1977年由邓小平指名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教育部副部长，邓小平复出后先管教育，周林给邓许多配合。80年代，周林转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古委会”）副主任，算起来只是副部长，以文革前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做这份闲差，是属于低位安排了，但他安于其位，工作勤勤恳恳，受到许多老先生的尊敬， 1995年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

今日观之，在那个时代，真不能用“好官”、“坏官”的标准来识别人，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标准，都要听北京的话，但总有一条，就是看在执行北京命令和和保护地方百姓之间怎么搞平衡？就是要看他对百姓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以这样的标准看，周林在1958-1960年做了非常严重的错事，有愧于贵州百姓，但他在1961年后又做了许多好事，说起来是“过”和“功”相抵。苦的是贵州的百姓，被折腾不停，较之其它省份，更有过之。“四清”还没消停下，文革又开始，“四清连文革”是贵州文革的一个特色， 1966年5月，由贾启允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把四清时就遭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主动抛出来，作为贵州文革开刀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 “四清”中被打下的干部和群众再一次受到残酷打击，[90]直到1984年6月24日，中央才对贵州的“四清”冤案作出平反。[91]

如今，贵州“四清”的历史差不多完全被堙没了，周林在回忆文章中就是集中批评了李大章，对刘少奇就是点到为止，而钱瑛、陈刚都成了和贵州四清不相干的人了。周林的文章透露了一些情况，但也回避了许多问题，他对自己比较大的过错，如贵州大跃进的错误谈了一些，并表示了反省的态度，但对自己其它方面的过错，例如向北京隐瞒灾情规模，就一字不谈了。

周林对当年他的顶头上司李井泉也有意见，因为在李大章的背后就是李井泉，可是他在回忆文章中对李井泉 却“手下留情”，乃是当毛在1965年初发话后，李井泉对李大章在贵州厉行极左“四清”，也表示了一些保留看法。在1965年2月，李井泉带领贾启允到贵阳上任时，对被打击的原省委常委有一些安抚，李井泉说：“我今天把你们（指在座的原省委各常委）都解放了，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讲。”在李井泉讲话后，“有的人感动得涕泪交流，有的竟放声大哭，差不多都表示感谢李政委的高恩厚德。” [92] 到1975年，周林和李井泉在广东从化温泉相遇时，李井泉又当面就当年的“四清”之事向周林道了歉，周林也就原谅了李井泉。 [93]

由此看来，期待高干回忆录的作者做到完全的客观确实是一个很难企及的目标，依笔者的看法，读当代史回忆录，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回忆录，还得抽丝剥茧，须要下一番“考古学”、“校勘学”的功夫，把阅读的“路线图”查找出来。因为从那个时代走来的不少领导干部早炼就了一身本领，很知道在说写之间，应突出什么，遮蔽什么。研究者肯定须要延伸和扩大阅读，而不能仅凭一种回忆资料说话，只有同时参照相关的其他资料，尤其是那些在观点和内容上互相冲突和对立的资料，才能穿越回忆录的作者在有意或无意间给我们设置的各种障碍，以求尽可能的去接近那个历史真实。

 

注释：

[1] [19] [23] [26] [34] [35] [36] [39] [44] [92]  汪小川：《我所目及的贵州大四清》（1983年6月），未刊遗稿。

[2] 参见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回忆实录》「三联贵阳联谊丛书之十二」（贵阳：黔新出版图书，2001），内资准字第002号，页176-177。

[3]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页706；另参见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回忆实录》，页177。

[4] 参见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回忆实录》，页202-203。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页44，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页44-45。

[7] [8]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页159；167，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6月出版。

[9]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中共仁怀市委员会、仁怀市人民政府编：《周林纪念文集》，页205，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10] [11] 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回忆实录》，页209；209。

[12]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5-206。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页356及注释4。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页29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

[15]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页4、5。

[16] 箴元：《周林传略》，《周林纪念文集》，页62。

[17] 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页102，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18] 箴元：《周林传略》，载《周林纪念文集》，页63-64；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4；另参见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页353、360。

[20]段启威：《鞠躬尽瘁 铁骨铮铮——怀念余志宏主任》http://www.philosophy.whu.edu.cn/forSchoolfellow/memoir/duan。

[21]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4。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页60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3。

[24]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3。

[25]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3。

[27]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页353、362；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3。

[28] 江渭清：《江渭清回忆录》，页48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29] 参见袁晞：《一蓑烟雨任平生：冯兰瑞传》，页103，气象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冯兰瑞的父亲在国民党统治的末期担任过炉山县县长，解放军临近时弃城逃往贵阳，向新政权投诚，被宽大处理安排在贵阳救济院工作，后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

[30] 1953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兴乡二村共有330户，人口1627人，却管制了23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30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条件。参见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3年4月13日，第83号，页262。

[31]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5。

[32]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页378；胡一民：《人生四部曲》，页214、225。

[33] 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回忆实录》，页224--225。

[37]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4；另参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党派群团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页138。

[38]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周林纪念文集》，页204; 箴元：《周林传略》，载《周林纪念文集》，页64。

[40] 196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以中发（64）672号文件发至县团级党委，同时附有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及江渭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