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时代，通常情况下，不管是大干部，还是小干部，被毛惦记都是好事，但对有些人来说，被老人家惦记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和陈刚情况相类似，也是在1965年1月毛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在北京突然向陈伯达问起邓力群。毛问：邓力群现在何处？干什么？毛还提起邓力群一个曾在国民党中任要职的哥哥的名字。毛甚至 “冲着陈伯达”问，1960年他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是不是陈伯达把邓力群拉来做记录的？ “陈伯达闻言大惊失色”，回来和康生商量后，打发邓力群走人，将他从《红旗》杂志社调到桂林地委任副书记，让毛看不到他。邓力群不解为何突然调动他的工作，“为此几次找陈伯达和康生，但他们都回避不见”。[76]

毛对周林则一向是关照的，1962年周林受过毛的保护，“七千人大会”期间，毛请几个灾情最严重，正在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河南、安徽、山东、甘肃、贵州等省的第一书记一桌吃饭，当周林向毛检讨时，毛说自己也有责任，对周林抚慰有加，[77] 周林和李井泉、王任重等一样，都没因大跃进期间犯下的严重错误而受到责罚。1965年1月，毛发话，要周林立即复职，李井泉竟以“周林在贵州已被搞臭了，不宜再回去”，把毛的话挡了回去。其实李井泉所言不虚，经数月批判，周林在贵州的声誉已严重受损，和周林关系密切的大批干部也被冠以“周林的爪牙”受到批判和处理，如果周林复辟回黔，贵州再一次“翻烧饼”，该省的政局将发生严重动荡，西南局的威信将被严重损害。李井泉依照老例，把周林调回成都的西南局，和刚从上海调到成都的，也是长期赋闲的原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一样，做了西南局一个不管事的空头书记。

周林虽没复职，但贵州“四清”的方向已被扭转了过来。“桃园经验”还只是“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现在又来了一个省会城市贵阳的 “反革命两面政权”的典型，接下去，难保不会扩大到一个省的“反革命两面政权”。毛适时作出反击，几句话，就让刘少奇的计划泡汤了，尽管毛没有救下周林。

贵州的“四清”高潮是在1964年8月到12月，起初，雷厉风行，批判、斗争、撤职、逮捕，10月31日，贵州省委发文，要求「坚决打击反革命份子的现行破坏活动」，全省风声鹤唳，一時「因捕、拘过多」，甚至「造成监所拥挤」[78]；之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1965年虽然还有余波，李大章和李井泉到3月份还压周林承认“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但那已是强弩之末了。周林有了《二十三条》撑腰，拒不接受二李的结论，李井泉和李大章也毫无办法。[79] 此时刘少奇虽然还全面管事，但说到底毛才是真正的主宰，在毛发话后，李井泉调整了和周林的关系，1965年7月中旬，他告诉周林，“贵州的四清问题，小平同志说不做结论了”，李井泉又说，坚持要给贵州四清做结论，“这是大章同志搞的，他对贵州的四清运动不做结论，耿耿于怀，食不下咽”，[80] 现在李井泉摇身一变，俨然贵州的四清和他没有关系了。

刘少奇是受挫了，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大饥荒时期贵州的问题确实极为严重，大批群众因绝粮而“非正常死亡”，干部违法乱纪非常普遍，理应依法严肃处理，有资料说，死人“最严重的湄潭县，后来枪毙了一个违法乱纪的副县长”。[81] 刘少奇在治国方面，有非常务实和理性的一面，在1961-1962年，刘顶住巨大的压力，站出来领头，和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携手，全力挽救经济，拯救人民生命，为国家、民族和百姓作出巨大贡献，其功绩永载史册。但是，刘又有“走偏锋”的特点，1962年下半年后，在毛一手营造的极左大气候下，刘不愿或无力抵挡，他快步跟上毛的步调，顺风扯帆，到了1964年甚至比毛还要左。在“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大棒下，不仅许多无辜干部受难，已在社会底层的前国民党时代的留用的人员也一再受到严厉打击，一些被处理的干部，特别是在城镇工作的干部，和大饥荒时期的违法乱纪并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出身不好，被打成“阶级异己份子”。刘在1964年的这些举措，很难说没有他的个人的目的，许多情况都表明，刘想藉“四清”真正树立起他“号令天下”的权威。

由于毛对刘进行了强力干预，刘没成功，否则贵州经验就会在全国其它省份推广，“反革命两面政权”会遍于国中，全国难免不会洪水滔天，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国民党特务案”、“美国间谍案”、“反革命暗杀案”肯定会随影而来。刘少奇虽没搞一个像毛那样的文革，但也差不多了。从贵州的情况看，在刘的理论的指导下，是用党机关加上公安系统作为推动运动的动力，这可能就是刘少奇有别于毛的搞运动的基本形式，他同意派出有“契卡”背景的陈刚做贵州省委代理第三书记，不应只是一种巧合，这可能和刘少奇过去搞地下斗争的经历有关。既然贵阳市已成了“小台湾”了，那就须要派“红色特工”深入“敌营”，摸清“敌情”，去解决问题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刘少奇指导的四清工作队，就像战争年代的“敌后武工队”，这一百多万工作队员，先集中学文件 “反右倾”，在工作队中查找“坏人”，继之“侦察敌情”，“排查线索”，再以“秘密工作”的方式进驻乡村，大搞“扎根串联”，难怪被毛批评为“神秘主义”！

无独有偶，1964年6月，在刘少奇夫妇来南京开讲“桃园经验”回到北京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修改《后十条》小型座谈会，在会上又抓住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社队干部打击报复社教积极份子的事件，强调要对“高沟事件”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而在会议之前的7 月29日，王光美直接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定性：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82]

与此同时，由刘少奇的老部下，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指导的陕西省四清，也是以抓人、捕人开道，数月间全省就逮捕了6470人、扣留5000多人，长安县新划地富4,558户，查出所谓四类份子3,492人。该省还用“隔离审查”的名义把一批中层干部投人变相监狱。在地区和县一级，则用办“集训班”的形式，“对一批干部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审查”。1964年11月上任的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对此持有异议，刚刚着手纠偏，就遭到刘澜涛等的严重打击，被扣上反对刘少奇的帽子，受到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持续批判。[83]

由此可见，用抓“现行反革命”来推动运动，已成为1964年刘少奇领导“四清”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方法。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层层抓人，人人胆寒，这种方法既省事，又省力，干脆明快，震慑力大，马上就可以打开运动的局面，所以贵州的“四清”既可以说成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可以说它是新形式下的“肃反运动”。刘的这一套既有毛氏特色，更带有颇为浓厚的斯大林色彩，一旦全面铺开，不比毛策动的“群众造反”逊色。这就是中国60年代政治的复杂性，哪是局外的书生所能理解的？海外的唐德刚教授居然说，刘少奇的《后十条》是要“修正”毛的极左的《前十条》，还说，若不是刘的举措，“一定又是数十百万人头落地”。[84] 唐德刚分不清《后十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的区别，前者是邓小平和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后者才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后十条修正草案》是一个比毛的《前十条》更加极左的文件，1964年10月下发后各地发生一系列自杀，斗死人的严重事件，陕西省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陕西高校在“四清”中联系实际批判学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仅西安市就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陕西省有些中小学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小富农”、“小资本家”，致使一些中小学生也被逼得“自杀或逃亡”。[85] 这真的是让许多人的“人头落地”了！唐德刚说刘少奇在1964年要纠毛的左，真不知从何说起！

七，在回忆文本后的“权势关系”和“人情”

周林的“运气”没李大章好，李大章一直是“不倒翁”，虽然在对贵州四清的态度上，李大章比李井泉还要僵硬，但是毛很清楚，李大章在贵州搞极左有复杂的背景，李大章并不像李井泉那样了解当时中央上层毛刘间的分歧，而且李大章只是在1936-1937年间在北方局和刘少奇有过工作关系，不是刘少奇的人。加之，李大章对李井泉一直有意见，文革期间还揭发李井泉的错误，所以李大章在中共九大之前即复出，不管哪个人做四川的第一书记，李大章都是在四川做他的第二把手，1975年李大章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一职，1976年5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李大章在文革中没有受多少罪，不能归结于他个人的聪明和机智，在毛时代的中晚期，政治斗争中的无序性和任意性是一普遍现象，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许多高干都是在瞬间沉没的。那是毛一个人说了算的年代，毛有乱来的时刻，但“无序”中有“有序”，“任意”中有“计算”。 平心而论，毛对他所任用的地方大员还是“讲原则、讲渊源、讲人情”的，如果在政治上和自己对着干，毛绝对是 “憎其所憎，恶其所恶”；但是只要不和毛的政治对立面搞在一起，又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就会“放他们一马”。李大章在文革中很快复出就是这个道理。

毛对李井泉的态度就稍许复杂一些。1965年初，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李井泉知道刘少奇已被毛批评，《二十三条》就是纠刘的“偏”的，可是他在指导贵州“四清”时，并没有立即停止执行刘的政策。毛要他给周林复职，李井泉居然找理由顶着不办。在当时，像李井泉这样，在毛刘之间观云测雨，不是个别人，1965年的11月16日，毛去南京视察工作，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明明知道毛在他和刘少奇的争执中，明确支持他而当面批评了刘， 但是，江渭清还是一口一声的表示要学习刘少奇批评他的信。[86] 一年后，文革爆发，“李政委”治川十数年，在大饥荒中欠账太多，四川苦李久也，造反派以“刘邓走狗”的罪名对李井泉一阵乱斗，其妻也被整死，毛对李却没有像对江渭清、江华、叶飞等人那样迅速伸出援手，而是让李在火上“烤”了几年。

然而毛对李井泉毕竟是知根知底的。抗战期间，李井泉和贺龙、林枫搭挡，使晋绥边区成了卫护延安的坚固的屏障，大军入川后，又成为西南局老书记邓小平的部下，在历史上，李井泉和刘少奇一点都不沾边，对毛一向忠心耿耿，在关键的时刻，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