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刘少奇作为全国“四清”总指挥的角色进一步明确化了。陈伯达晚年说，是他向毛建议让刘少奇总抓“四清”，被毛接受的。[54] 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决定，中央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又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刘少奇一时位高权重，对毛的意见竟也置之不理了。就在刘少奇前往武汉的前一天，8月4日，预定随同刘前往广州修改《后十条》的田家英向毛请示对修改《后十条》还有什么意见时，毛提到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的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然而，当田家英在专机上向刘汇报毛的意见时，刘“紧皱眉头，没有说话”。[55]

刘少奇虽然知道毛对他的“四清”设想有不同意见，但并不准备按毛的意见进行修正，他反而要进一步压毛同意他的主张。8月16日，刘在广州给毛写信，他把中南局和其下属的几个省委拉出来，来壮大自己的声音。他在信中说，湖北、湖南省委同志都同意他的意见，中南局也赞成他的建议，并准备在中南五省推行，这就是改变原来“四清”以县委为主的方法，而是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先搞一个县，此即以后在全国各地推广的以“四清工作总团”，“四清工作分总团”取代地委和县委的方法。[56] 显而易见，刘的这个方法和毛的“不要把大量的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是不一致的。

在刘少奇的压力下，毛不得不作出退让，他在18日给刘复信，表示 “完全赞成”刘的意见。[57] 8月19日，刘又给毛写信，这一次他拉上的是陈伯达，刘把陈伯达推到前面，说陈伯达“极力主张”把王光美的报告下发各地，刘直接要求毛批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刘甚至把批语也写好，他在为中央代拟的批语中写道：王光美的报告是有“普遍意义的”。[58] 刘少奇志在必得，举荐“桃园经验”的力度如此之大，连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以为，王光美报告的下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周恩来在8月1日刘少奇的报告大会上就宣称，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很快要下发，[59] 这种情况使毛不得不再次作出退让。但是这一次，毛不愿意做得那么干脆，他把刘的报告先压下来，8月27日，毛就下发王光美的报告写下了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60] 而在中央批转王光美报告的前一天，1964年的8月31日，在新华社编发的供党内地委级以上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上，已用《一场伟大革命的实践》的题目，分十一个小标题，以三十页的篇幅，详细摘要发表了“桃园经验”报告。[61]

显然，毛对刘的“同意”不是出自本意，因而他在对刘作妥协时，非常希望从地方大员那儿听到对刘的不同意见。1964年8月下旬，当毛了解到李雪峰的华北局的一些负责干部对刘搞的《后十条修正草案》持有异议时，十分振奋，他马上下令，暂缓下发刘的《后十条修正草案》，“立刻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毛明确提出：“华北有不同意见”。[62] 毛有意压一下刘少奇的气焰，来声援李雪峰，毛说，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李雪峰。[63] 毛的此番话，颇似游戏之言，确也不尽然，本来刘少奇的“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中共七大上确定的，那时毛对刘少奇是满意的，现在毛对刘少奇不满意了，改授给也曾在白区工作过的李雪峰，仍在情理之中。

8月后，毛对刘的基本策略也逐步清晰了，这就是在表面上继续支持刘的同时，断断续续，似正式，又非正式地表达他对刘的“四清”的保留，他通常是先说几句肯定刘少奇的话，绕了一圈后，就对派出“四清工作团”取代县委、“集中一万个工作队员在一个县搞大兵团作战”，表示疑问。就在毛批转王光美报告的前两天，在8月30日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毛还作了一个“自我批评”，毛说，他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没有先征求华北的意见，“这是一个缺点”，[64] 毛甚至在这次讲话中公开了他对王光美的不满，向各地大员表明心迹了，他说，“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一人能指挥”。可是，各路大员没一人接他的话碴，刘少奇对毛的这些话，却故作不知，依然故我。各路诸侯也都顺着刘，甚至当刘主持会议，重申其意见后，李雪峰就检讨了，连当年毛的两员大将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赞同刘少奇的意见。[65] 李雪峰为了不和王光美争风头，把他的工作重心放到了城市的“四清”，还提供了一个“城市要普遍地划阶级”的经验。[66]

更严重的是，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在各地视察时的讲话已成为“真经”在各省市传达，并在全国各地开始贯彻落实。北京市委抽调11695名工作队员，“集中力量到通县打歼灭战”。[67] 1964年8月初，山东省委举行工作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少奇同志的指示和王光美同志蹲点经验的介绍”。[68] 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一致拥护少奇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开展四清运动”。[69] 1964年7月17日到8月12日，福建省委举行省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刘的讲话，刘的几个核心概念：“蹲点”，“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依靠群众是团结干部的前题”，在干部中得到普及。在福建省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对照刘的讲话，检查“在运动中总是束手束足，怕字当头，怕干部躺倒，怕影响生产，怕后遗症，怕平反，怕告状”，“许多同志对运动中发生的一些缺点错误，那怕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顾虑重重”，“对目前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种严重情况估计不足，有的甚至发生怀疑”。福建省的干部还把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由于他们不敢发动群众，他们“在运动中不知不觉地做了资产阶级革命家”。[70] 显然，福建同志没有创造这个概念的水平，它也是来自刘少奇，只是两年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又把这个称号还给了刘少奇，他在1966年11月接见群众时说，少奇同志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地方大员沿着刘少奇掌管的党机器的巨大惯性，全面落实刘的方针，毛一时成了局外人。1964年10月----11月，刘澜涛、陶铸、张平化、王任重等各地大员纷纷在党内做报告，大谈他们如何通过“学习少奇同志指示”，创造出的指导“四清运动”的“经验”。他们所做的报告既有理论色彩，又有阶级斗争如何尖锐激烈的生动实例。[71] 王任重在11月15日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还说：“少奇同志给江渭清同志信里面提出的批评，对我们也完全适合”，而他本人则经过蹲点，找到了“为什么会出现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原因。[72] 这种情况逼迫毛只有走到前台和刘“单挑”了。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对刘的不满已在上层的小圈子里爆发，毛开始对刘作不点名的连续性的批评，周林的申诉恰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又是原西南局的第一把手，他接到周林的申诉信后就批转给所有政治局委员。而贺龙的态度就非常明确，他也是西南局的老领导之一，1964年底，李大章率贵州省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会议，在李大章前去看望贺龙时，他就明确反对否定前贵州省委，他说，你们这样做，把老西南局放在什么地位？周恩来则是从侧面批评了李大章。当周得知三届人大会议没有安排贵州代表发言，就向李大章讯问，得到的回答是：贵州已“烂掉了”，不必发言了。李大章的这番话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周说：全国的形势都大好，怎么你们贵州就不一样呢？大会最后还是安排了贵州省的代表发了言。[73] 周、邓、贺都知道1964年12月-1965年1月在毛、刘之间就“四清”问题发生的争执，在1965年1月为刘少奇开的中央层“民主生活会”上，贺龙还“批评帮助”过刘少奇。

毛对贵州的“四清”作出反映是在1965年的1月，这和他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发布《二十三条》在同一时候。周林提到的一个细节，不明就里的读者是看不明白的，这就是毛对陈刚的反感。 1965年1月，毛找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局几个负责人谈话，毛问李大章带了些什么人去贵州搞“四清”？当李大章回答说有陈刚等人时，毛当即对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贵州省委周林复职”。 [74] 为什么毛一听到陈刚的名字就有如此大的反映？周林在文中没有一字说明，也没有交待陈刚的背景。陈刚又名易尔士，原名刘作抚，和毛是老相识，是30年代初上海中央派往赣南苏区的“提款委员”，“富田事变”爆发时一度被起事的部队所抓，后被释放回到上海中央。刘作抚于1935年去莫斯科，抗战爆发后回到延安，改名陈刚，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是康生和李克农的副手，1945年任中社部副部长，60年代初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75] 毛对陈刚如此敏感，是过去历史上的原因吗？还是毛认为他的长期的“契卡”背景不适合担任一个省的第三把手？这些都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毛从不喜欢任用有“契卡”背景的干部做地方的封疆大吏。建国后，毛可以任用李克农、孔原来管“契卡”系统，以后又让杨尚昆代表中央分管“契卡”系统的工作，但绝不许“契卡”干部染指地方党政工作。1965年初，毛虽然没说陈刚一句“坏话”，但讨厌他的意思已很明确，李井泉、李大章心领神会，1965年2月9日，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