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的情况正好印证刘少奇的“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新概念，李大章认为,“贵阳市的问题就是贵州省的缩影”,“只要伸手去摸，没有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不是烂透了的” [39]。伍嘉谟的“现行反革命”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出了一个从上到下都“烂掉”的市委，从此可以“典型引路”，在更大的范围内全面推广。

刘少奇为什么在1962年不拿下周林？而是推迟了两年？周林和曾希圣的性质一样，都是先期紧跟毛，后来搞了“责任田”，1962年初，刘拿曾开刀，曾希圣和河南的吴芝圃，还有1960年下台的山东的舒同，都先后被刘少奇拿下，转而做不安排具体工作的各中央局的空头书记。甘肃省原第一书记张仲良的运气稍好些，被调到江苏做了排名第五、第六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可是周林却没事，照样做他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大跃进的急先锋王任重和李井泉的情况相类似。可能的原因是：和曾希圣（安徽）、吴芝圃（河南）、张仲良（甘肃）、高峰（青海）、舒同（山东）等人相比，周林的错误还不是特别大，再者，一次拿下太多的封疆大吏也会刺激毛。

刘少奇跟随毛的时间长了，早学来毛的一套，搞运动总要先拿几个人开刀，以壮声威，刘少奇事隔两年后拿周林开刀，就是要为他的“四清”在全国开道。与此同时，刘少奇也拿江渭清的一份讲话说事，又是当面批评，又是写信批评，还把自己写给江渭清的信批转全党，[40] 都是出于同一的目的。由于江渭清没搞过“责任田”，刘不能抓他“右”的小辫子，于是就批江渭清是“教条主义”。刘少奇拿周林祭旗，借“包产到户”之事批周林，谁都不能说一个“不”字。况且和王任重、李井泉相比，周林和毛的关系也很远，份量最轻；李井泉、王任重都是毛的爱将，一直就左，没有“小辫子”好抓，周林在1961年搞过“责任田”，头上有“小辫子”，于是被刘选上。

在这个过程中，西南局起什么作用？李大章是西南局派出的，但派李大章不可能仅由李井泉决定，这时的李井泉跟刘少奇很紧。李井泉在四川从没“右”过，大可以不惧刘少奇，但也得小心，就像华东局的柯庆施，1964年不也是逼江渭清向刘少奇认错吗？[41] 在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柯庆施也是顺着刘的有关“四清”意见，没有表示异议。 [42]

李大章不是一般的第二把手，他有着雄厚的革命资历，又是西南局常务书记，其人对李井泉在大跃进时期搞的极左一直有保留看法，对李的霸道也多有不满，李井泉对李大章不能向对其它书记那样颐指气使。李大章这次为什么这么左？这不符合他的一惯的风格，一个线索可能多少说明一些问题，李大章虽然是“老资格”，但除了在建国初短期任过西康省省委书记，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成为主持全面工作的一个省的代书记，而这是刘少奇给他的，李大章要做出成绩给刘少奇看。

钱瑛起什么作用？中央派她去贵州，一定是刘、邓的决定。在新四军时期，刘少奇就认识钱瑛，建国后，钱瑛和刘少奇也有较好的上下级的工作关系，钱瑛为人正派，是公认的优秀的领导干部。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 钱瑛在安徽做了大量的调查，回北京后向刘少奇等做了汇报，才揭开了曾希圣的“盖子”。1962年上半年，钱瑛在安徽为正在“劳改”的两位高级干部：被曾希圣打成“右派”的前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和被曾希圣被打成“右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也在“劳改”的前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平了反。钱瑛还顶住压力，“改正”了安徽“一大批”1957年的“右派”，钱瑛有如此胆略，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43] 钱瑛去贵州的时间要早于李大章，1964年6月左右，中央监委的工作组就已到达贵阳市，钱瑛去贵州后，“分管城市四清”，重点是在贵阳市，具体任务就是“揭开贵阳市的盖子” [44]，从1965年8月她在一次会议上的谈话看，在贵州期间，钱瑛是按照四清工作总团的布署工作的，但是到了在1965年8月，钱瑛也遵照该年初中央颁发的《二十三条》的口径，不再说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而是改口说：“贵阳的绝大多数干部，是拥护革命、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45]

贵阳市的“四清”颇有点像上世纪30年代苏联“大肃反”期间侦破的那些层出不穷的“间谍破坏案”，都是由“契卡”人员率先“揭发”，然后由“契卡”部门介入，扩大侦察，再对主要领导干部实行逮捕。和苏联的“肃反”不同的是，60年代贵阳的 “四清”和全国各地的“四清”一样，还穿插了一个“群众运动”，也就是多了一个在党委或工作队领导下的宣讲中央文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交待问题、批斗大会、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宽严结合”、“戴帽”、“逮捕”的过程。贵阳的“四清”带动了全省运动，一时间，贵州到处弥漫紧张、肃杀的气氛。周林对贵州的“四清”很有意见，也不同意对他的指控，在1964年底，周林向中央和毛写了申诉报告，通过省委机要室直送北京中南海。[46]

从表面看，在1964年12月前，毛是支持刘少奇有关“四清”的布署的。8月底，毛同意中央批转 “桃园经验”，又同意刘少奇对江渭清的批评信，还亲自参与了刘的批评信的修改。毛也同意刘主持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也对其做了修改。“民主革命补课”，“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等，都是毛最先提出的。1964年，毛还同意在城市街道“划阶级成份”，成立“劳动人民协会”。[47]

毛的极左，是实实在在的，但他在1964年下半年对刘的“同意”，却是表象。毛批准下发“桃园经验”，是很勉强的。毛同意下发《后十条修正早案》，也是有保留的。毛對劉的一些看法持有异议，而刘少奇8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又严重刺激、伤害了毛，从而导致毛刘矛盾的激化。

刘少奇在1964年已走向权力高峰， 6--8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从北方走到南方，在十四个省市作巡回报告。刘少奇返回北京后， 8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又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刘少奇在大会上说：搞运动，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不蹲点，就不能做领导工作。刘还在报告中用较大的篇幅批评了毛批发的《后十条》，他说，现在敌人利用这个《后十条》来顶工作队，第二个十条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以后不要强调了”。 [48]

刘的这天的报告“出轨”之处太多，本来彭真是要把刘的这次讲话整理下发的，陈伯达、王力等“秀才”已遵照彭真的指示对刘的讲话做了整理，把讲话中明显涉及毛的内容全部删除，但后来，刘少奇“突然”决定不下发了。[49] 刘为什么不同意下发他的这次报告？是事后觉得讲话不妥，或干脆就是对删去他的讲话不满，又不便明说？这些都不得而知。

在8月1日大会上，刘少奇显现了他的“领袖权威”正在上升的气势。据出席了这次大会的李新回忆，在刘没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50]

在现场的周恩来只能对刘少奇予以配合，据李新说，周“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很快即将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王光美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嘛。然后对台下的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作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51]

刘少奇这天的报告震动很大，一些干部对刘的报告很反感，乃是因为刘在这天的报告大会上显摆出的“气势”和他对王光美的“吹捧”，他的报告中对毛的不恭之词反而没被听众捕获到。那一天北京气温很高，“这个会议，连头到尾，总共不到一个钟头”，刘少奇毕竟还不是毛，“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意的”。刘少奇可能也没想到自己对王光美的几句赞词造成的后果是如此严重。李新说：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 “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52] 联想到两年多后，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地方大员批刘不多，军队将帅则集中对刘开火，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

刘少奇在1964年夏确实不够谨慎，他带着夫人四处巡讲“桃园经验”，又在报告中高调宣传王光美，已严重“破”了党的高层政治生活的“潜规则”，在中共党内，由中央领导同志和夫人一起巡回做报告，这是第一次。邓颖超是党的元老，但是周恩来从来不会出面宣传他的夫人，更不会带着邓颖超周游四方，去谈什么“妇女工作的经验”。毛支持江青是无可置疑的，但在1964年，他的公开的行动也就是出席观看江青搞的几个“现代革命京剧”，然而刘少奇却完全忘记了这些。

江青没有参加8月1日的刘少奇报告大会，但是她了解一切情况。据《王力反思录》披露，江青为此事专门找到毛哭诉：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53] 从李新对这天会场气氛的描述，军队干部，包括像李新这样的文职高干对刘的讲话都是这样的不满，江青有如此之反映，是完全有可能的，王力的这段叙述应是可靠的。

8月后，毛对刘的态度已有变化，但他还是对刘采“退避三舍”的策略，一是刘的势头太大；二是刘的不少话也是从他那儿搬来的，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让毛有苦说不出；第三，毛还要看刘走多远。所以毛对“桃园经验”和刘主持制定的几件文件都批转了。但是，毛在对刘作妥协时，对刘的不满还是一步步表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