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北京真正意识到全国出了大问题，并陆续调整政策。但是对造成大饥荒的原因，还是坚持过去的那套思路，1960年11月，毛泽东将大饥荒归之于“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13] 由于毛对农村形势的判断已经形成， 1960年12月6日，周恩来代中央草拟文电，  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14] 至于导致大批农民死亡的真正的祸首——公社食堂体制，则继续坚持不动摇，一直到1961年5月，毛发话后，全国各地的公社食堂才予以解散。

1960年底至1961年冬春，大饥荒的灾难已达到顶点，尤其是几个原来的大跃进红旗省的情况极为严重，贵州省自然是榜上有名。在这种情况下，就如2004年田纪云所写：“安徽、贵州、甘肃、河南、湖南等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迫于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窘境，悄悄地搞起“包产到户”即责任田的办法”，[15]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该省的“包产到户”是明确支持的，可是 周林就比较隐晦，他对“包产到户”说得很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下面去搞。和许多高干一样，大饥荒给周林很大的刺激，使其对过去几年自己的作为作出了反省。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更进一步，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周林曾两次去发生严重“非正常死亡”的 湄潭县。在该县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小组会上，当他听说该县“广大干部和农村群众，没有粮食，饿着肚子，也不去开仓拿粮”，很受感动，周林说：中国的农民太老实了。[16] 在当时和周林有类似感受的领导干部不在少数，据1961年陪同刘少奇视察东北林区的吴江回忆，刘少奇在和东北地方领导人谈话时也曾说过：“中国农民就是好，遭受这样大的灾祸也不起来造反”。 [17]贵州省委新政策推出后，形势迅速好转，“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被扭转。

周林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撤，公开的理由有三：贵州的建党根子不正；镇反、土改不彻底；肃反、审干、“清理中内层”未把好关。又称：“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贵州城乡资本主义泛滥”，贵州“四清”的重点是贵阳市，中共中央西南局认为，“贵州已烂掉了”，“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贵阳市被宣布是“小台湾”，[18] 进而再扩大，使“一向没没无闻的贵州省，一下成为“第二台湾”、“第二香港”在全国名噪起来”。 [19]

“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为刘少奇所独创，以后又被正式使用于《后十条修正草案》。1964年9月18日，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此文件经过毛的修改，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改变了原《后十条》草案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首先要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还提出全国完成这场运动需要五、六年或更长时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各地大员都在1964年10月大作报告，动员清除“反革命两面政权”。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一时全国各地都在查找“小台湾”，甚至连武汉大学哲学系一个小小的单位，也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两面政权”。[20]

主持贵州“四清”的工作团是李井泉派出的，西南局常务书记兼新任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大章被任命为西南局工作总团团长，在李大章背后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中央并派出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予以协助，李大章还带上了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196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和国家机关、4个大区和军队抽调2000名工作队员，其中有100多名师局级干部前往贵州，对全省区以上的领导实行层层夺权，[21] 外派去贵州的“四清”工作团的阵容和规模如此之大，这在全国是唯一的。

在李井泉和李大章背后的是刘少奇，刘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贵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22] 此时，贵阳市“气氛相当紧张，省委领导空无一人” [23]；不仅各市、州委书记都去了昆明，连各部办委的头头也都去了。当晚，李井泉和李大章向刘少奇汇报贵州“四清”情况，却有意不通知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参加。[24]

李大章大约在1964年9月2日或3日到达贵阳市上任，周林说，李大章向刘汇报，获得“上方宝剑”[25]，回贵州后就召开全省三级干部大会，大干了起来。用李大章自己的话说，他来贵州的使命就是：“使贵州一千七百万各族人民重见天日” [26]。在周林的回忆中，没有具体交待刘少奇对贵州“四清”的指示，即“上方宝剑”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从李大章的说辞中还是可以清楚看到刘少奇的意见。例如，李大章说，贵州前一阶段的“四清”是失败的，是走了“过场”，[27] 此话完全是刘少奇的口吻，1964年夏刘少奇在南京，对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也说过同样的话。[28] 只是江渭清比较有办法，后台也硬些，让刘少奇碰了一个软钉子，江渭清也就没有落下像周林那样的下场和全省干部的大换班。

西南局对贵州省委的指控不是实事求是的。1949年底，苏振华率二野五兵团解放贵州，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雷霆手段肃清国民党残余分子，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前政权时代贵州的81个县长“全部被处决”。 [29] 50年代初，贵州对地富的“管制”大面积超标。[30]至于“包产到户”也不是如李大章所指称的占全省农户的百分之七十，经“工作团”派大批干部下乡调查，1964年贵州农村的单干户只占全省农户的百分之五。[31] 有材料显示，就是在“包产到户”达到高峰的1962-1963年，贵州全省包产到户只占到百份之四十，只有个别边远地区达到百分之八十。[32] 在贵州，可以说建国后的15年，除了在60年代初对濒临饿死的农民实行过缓和的政策，从没见过什么时候“右”了。

然而，四清工作团对贵州一些领导干部的指控也并非空穴来风，例如，和周林关系密切的贵阳市委某主要领导被揭发犯有“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一些干部揭发周林等在花溪等风景区给自己安排很好的休养环境；[33] 在大饥荒时期，一些干部欺上瞒下，打击群众，尤其是贵州作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四大名旦”（河南、安徽、甘肃、贵州）之一的省份，竟然未被处理而“滑”了过去（其实四川等省的情况也极为严重，但李井泉全力封锁消息，山东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则在1960年就暴露了）,引起许多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周林治黔十余年间，地方干部和南下的原冀鲁豫干部，矛盾长期积累，现在利用四清全面批周林，来了一个总爆发，只是用的是“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些词汇来做包装，而把这深一层的矛盾掩盖了起来。

贵州省的“四清”在全国是非常特别的，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 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周林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职也被免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候补书记一人，及四个省委常委被停职反省。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在整个大四清过程中，除反复地播放“桃园经验”录音之外”，就是要干部们学习李大章的报告[34]。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35]。毕节、安顺、铜仁等三个地委书记和遵义地委副书记均遭免职被批斗。几年前才从东北调往贵州工作，担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的汪小川，虽然是老红军，也被斗争了近四十天[36]。仅晴隆县1,875名党员受各种处分就达430人，新划地主、富农164户，四类份子129人，新定「暗藏反革命份子和反动党团骨干份子」217人。“顷刻之间,贵州的大批干部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有的遭到停职，革职，有的遭到开除党籍，工作籍，有的甚至遭到逮捕，关进监牢”。[37]

贵州的特殊性在于“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已不是一个个“烂掉”的基层单位，而是扩大到一个省会城市。事情的起因是贵州省公安厅“个别人”诬告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包庇贵阳市公安局贪污黄金，并咬定原贵阳市市长秦天真是“叛徒”。虽然几经调查，上述指控都没有事实凭据，但公安部门还是查抄了伍嘉谟的家，此时伍已被隔离审查，在伍的家里没有人在的情况下，据说在伍家的字纸篓的一张报纸的边上中发现了“反动文字”——“中华民国万岁”。伍随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贵阳市公安局长孙登善也被逮捕。贵阳委副书记夏页文被戴上“修正主义”帽子，贵阳市市长紫龙被撤换、批斗，贵阳市委宣传部长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