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的修订本，全文27000字，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2006年年2月号（总第93期）发表的《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一文是19000字删节本。文章发表后，原在贵州工作过的老同志向我赠送了汪小川先生的未刊遗稿《我所目及的贵州大四清》，又就贵州的历史问题和我进行了讨论，我根据自己的分析，对原文的个别内容做了修改，并引用了汪小川先生的未刊遗稿，谨致谢意！

一，“高干回忆文体”中的“另类”

中国当代史回忆录是一种很特别又饶有意味的叙述资料，不管是昔日的军政要人，还是文化名流，甚或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群众，当他们展笔写下回忆录，那些距今不远的人和事，由作者一一道来，不仅能钩起同处一个时代的读者的回忆和联想，也为后人留下一份私人化的记录和思考，或多或少都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信息和线索。

但是当代史回忆录并不那么可靠，任何时期的回忆录都不尽然可靠，这主要是因为回忆录写作一般容易出现客观性误差（记忆模糊，张冠李戴等）和主观性误差（回避某些问题，突出自我等）的问题。那些经正式出版的回忆录还会遇到另一些问题，某些出版社的编辑会因为某些原因，执意要对作者加以“引导”，他们往往要求回忆录的作者在叙述中强化或弱化、回避某些问题。因此在阅读回忆录时需要加以鉴别。                                                        

和回忆录的客观性误差相比,制约回忆录作者的主观性因素则更复杂一些，尤其是那些在新中国成立后做过党政军大员的高级干部，即便离休下台，也要遵守某些写作的“潜规则”，诸如为“圣人”和“大人”避讳，对某些敏感的人和事或模糊表述，或干脆回避之，这就是所谓“高干回忆文体”。当然这里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作者写回忆录的时候就是为了发表的，因此和“上面”的“口径”就“对”得比较紧；也有人写的回忆录是准备藏之名山，留给后人的，言说就坦率直接的多；还有人写回忆录是要为自己所受的怨屈作申辩，对某些故去的人或事就很自然地做起了并非不合理的缺位的“审判”，而对自己的功绩多有张扬，如此等等皆属可以理解的“人性之弱点”。

笔者近来读到的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则属于比较“另类”的一种回忆文本，说来它只是一篇回忆文章，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回忆录。周林的这篇回忆文章刊载于1999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林纪念文集》，此书出版时周林已去世四年，依笔者的判断，在周林的生前，这篇回忆文章没有公开发表过，  个中原因有二：一是周林在文章中用许多篇幅点名批评了已离世多年的“老革命家”，在1964年下半年—1965年春主持贵州“四清”的原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大章，这是比较罕见的，完全不合“高干回忆文体”；二是，周林的这篇文章带有“辩诬”的性质，涉及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分歧或“恩怨”，由于该文有上述两个特点，虽然周林属于“老同志”，他的这篇文章在生前也没有地方可以发表。

贵州“四清运动”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很大的事件，在当时被认为是“第二次解放贵州” [1]，牵涉到中央最高领导间的分歧，但是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对贵州“四清”都知之甚少，有关档案没有开放，学界几乎没有任何研究，笔者在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围绕周林的这个回忆文本，尽量扩展材料，将当年这个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北京高层的分歧勾勒出来，希望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贵州历史上这个重大事件以及当代史回忆文本的价值和局限性的问题。

周林和被他在文中批评的李大章都是毛时代的地方大员，但是两人在党内的地位相差很大：李大章是元老级的老干部，20年代初曾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在法国勤工俭学，以后又和邓小平等一起离法转俄国学习，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 1949年后长期任四川省省长，是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中央委员。李大章除了在“四清”运动期间短期代理过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建国后长期位居李井泉之下，是四川的第二号人物。周林则是30年代中期入党的年轻干部，抗战时期是陈毅的部下，建国初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因为是黔籍，1951年被调回贵州工作，1954年升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党政双肩挑，一干就是十年。贵州省的重要性固然不能和四川省相比，可是在贵州, 周林却是说一不二的“第一把手”。但是，周林主管的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处偏僻的省份；他甚至不是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直到80年代才担任中顾委委员），和其它重要省份的第一书记相比，周林的知名度不高。

周林在贵州主政十多年，有功有过，他的“功”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改善了贵州交通不便的状况，先后改建了黔桂、黔滇两条公路，1964年，全省81个县市都通了汽车；在铁路建设方面，1959年，黔桂铁路修到贵阳，结束了贵阳不通火车的历史。第二，周林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态度较为务实。1956年，贵州发生“群众性骚乱事件”——“麻山事件”，波及望谟、紫云、罗佃三个县的九个区八十九个乡的苗族和布依族群众，前后历时八个月。以周林为首的贵州省委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方法，而是坚持“稳慎”的方针，在冷静分析后做出判断，认为事件的起因主要是：“农业合作化搞得过急”，“统购统销太紧”，“干部违反政策”，“未照顾少数民族的特点等”。在周林和贵州省委的影响下，贵州省军区向驻黔部队发出指示，要求部队坚决执行省委“和平解决”的方针，贵州省委还召开各种座谈会，向群众发放贷款，最终使事件得以平息。

周林治黔十多年，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周林在干部和组织政策方面有较为浓厚的“地籍情结”或“地域观念”，然而这种看法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大军南下后，贵州省和其它南方各省一样，干部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由于当时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全局性的在干部和组织政策方面歧视地下党干部的导向，南方各省大多是南下干部当家，贵州的情况也不例外，来自于冀鲁豫根据地的南下干部大多身居要津，而原地下党干部担任的多是较为次要的工作，并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较多冲击。在贵州省，还有一特殊情况，这就是担任第一书记的周林是派回原籍工作的新四军干部，周林在年轻时代就离开家乡投奔革命，在贵州没有盘根错节的人脉基础，而贵州也没有像古大存、冯白驹这样的当地籍的元老干部，更没有一支像广东那样庞大的地下党干部群体，也许在北京看来，在贵州就不存在如同广东那样的“地方主义”势力了，所以北京对周林是支持的。正是因为得到北京的信任，周林既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又兼了省长，这种情况在毛时代是不多见的。

50年代后，受到全国大环境的影响，中央发生的重大政治斗争一般都会波及到地方，加之传统上的“一把手说了算”的决策和领导体制，各省的第一书记在所在省份都享有很高的权威，与第一书记意见不和或反对第一书记的意见，轻则被批判，重则就会被打成“反党分子”，领导机关内部的一般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很容易就被上升到所谓“思想和路线斗争”的高度，而中央为了稳定地方工作，一般都维护各省第一书记的权威，批准或支持各省第一书记对那些 “反党分子”或“反党集团”的处理。

有资料显示，周林在贵州处理干部问题时曾表现出某种第一书记乾纲独断、不容冒犯的特点，而这又和当时的全国性的“党内斗争”、“路线斗争”纠缠在一起。50年代初发生的“高饶事件”在当时是一个震动全局的事件，高、饶罪名之一，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向党伸手要权”。 “高饶事件”后，周林把在省委会议上向他提出意见，希望周林卸下省长的担子专做省委第一书记的原南下干部，省委副书记申云浦和省委宣传部长刘钊打下去，把申云浦贬到基层农场当副场长，刘钊则被开除党籍，贬为安顺师范学校的校长。[2] 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极左思想急速漫延，省委副书记常颂因分管农村工作，熟悉农民情况，他直言批评当时的政策是：“条 条鞭子打在农民身上”，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林将常颂等几个主张“反左”，和他意见不和的省委主要领导打成“反党集团”（“常颂、夏德义、李庭桂反党集团”），其时常颂已病逝半年，全省共打了四十多个“反党集团”，[3] 常颂等恰又是南下干部, 这就给不少人留下周林有“地籍情结”的看法。

周林治黔十余年，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是在大跃进中头脑发热，大办“公社食堂”，大搞“反瞒产”，造成贵州众多民众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8月，贵州在全国放了一个“大卫星”，出了一个长顺县大办公社食堂的“十大优点”，1959年，贵州又搞了“捉鬼拿粮”（“反瞒产”），“打击迫害基层干部，越是执行得坚决的地方，死人越多。” [4] 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受到毛的表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5] 贵州省还被毛誉为“红旗省”，号召各省向贵州学习。[6] 其实1959年冬，遵义、湄潭、金沙等县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仅金沙县在困难时期就“非正常死亡”5。5万人。[7] 据人口学学者新近的研究，在困难时期，贵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 [8] 对此，周林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然而，周林对贵州的灾情并没有隐匿不报，但上报情况是“缩水”的。周林自陈，1960年5月初，周恩来总理到贵阳视察，周林向周汇报了贵州“非正常死亡”的情况，[9] 据知情者回忆，当时，周林领导的省委“极力向中央隐瞒真相，把大事化小”，[10]  刚刚被周林提拔的新任省委副秘书长的汪行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贵州饿死人情况向中央写报告，他“不能不听第一书记的话，参与写这样的假报告，帮省委过了关”。[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