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用抓「现行反革命」来推动运动，已成为1964年刘少奇领导「四清」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方法。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层层抓人，人人胆寒，这种方法干脆明快，震慑力大，马上就可以打开运动的局面，所以贵州的「四清」既可以说成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可以说它是新形式下的「肃反运动」。刘的这一套既有毛氏特色，也带有颇为浓厚的斯大林色彩，一旦全面铺开，并不比毛策动的「群众造反」逊色。这就是中国60年代政治的复杂性，哪是局外的书生所能理解的？海外的唐德刚教授居然说，刘少奇的《后十条》是要「修正」毛的极左的《前十条》，还说，若不是刘的举措，「一定又是数十百万人头落地」67。唐德刚分不清《后十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的区别，前者是邓小平和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后者才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后十条修正草案》是一个比毛的《前十条》更加极左的文件，1964年10月下发后各地发生一系列自杀、斗死人的严重事件，陕西省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陕西高校在「四清」中联系实际批判学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仅西安市就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陕西省有些中小学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小富农」、「小资本家」，致使一些中小学生也被逼得「自杀或逃亡」68。这真的是让许多人的「人头落地」了！

七　在回忆文本后的「权势关系」和「人情」

周林的「运气」没李大章好，李大章一直是「不倒翁」，虽然在对贵州「四清」的态度上，李大章比李井泉还要僵硬，但是毛很清楚，李大章在贵州的极左有复杂的背景，李大章并不像李井泉那样了解当时中央上层毛刘间的分歧，而且李大章只是在1936-1937年间在北方局和刘少奇有过工作关系，不是刘少奇的人。加之，李大章对李井泉一直有意见，文革期间还揭发过李井泉的错误，所以李大章在中共九大之前即复出，不管哪个人做四川的第一书记，李大章都是在四川做他的第二把手，1975年李大章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一职，1976年5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李大章在文革中没有受多少罪，不能归结于他个人的聪明和机智，在毛时代的中晚期，政治斗争中的无序性和任意性是一普遍现象，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许多高干都是在瞬间沉没的。那是毛一个人说了算的年代，毛有乱来的时候，但「无序」中有「有序」，「任意」中有「计算」。平心而论，毛对他所任用的地方大员还是「讲原则、讲渊源、讲人情」的，如果在政治上和自己对着干，毛绝对是「憎其所憎，恶其所恶」；但是只要不和毛的政治对立面搞在一起，又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就会「放他们一马」。李大章在文革中很快复出就是这个道理。

毛对李井泉的态度就稍许复杂一些。1965年初，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李井泉知道刘少奇已被毛批评，可是他在指导贵州「四清」时，并没有立即停止执行刘的政策。毛要他给周林复职，李井泉居然找理由顶着不办。在当时，像李井泉这样，在毛刘之间观云测雨，不是个别人。一年后，文革爆发，「李政委」治川十数年，在大饥荒中欠账太多，四川苦李久也，造反派以「刘邓走狗」的罪名对李井泉一阵乱斗，其妻也被整死，毛对李却没有像对江渭清、江华、叶飞等人那样迅速伸出援手，而是让李在火上「烤」了几年。

然而毛对李井泉毕竟是知根知底的。在历史上，李井泉和刘少奇一点都不沾边，对毛一向忠心耿耿，在关键时刻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时，是最早站出来反对彭德怀，旗帜鲜明支持他的几个地方大员之一。1965年11月，彭德怀被放逐到四川后，李井泉对彭更是严加监管。在困难时期，四川省「非正常死亡」情况极为严重，但李井泉非常「顾全大局」，从四川调运大量粮食支持中央69。毛心里明白，李井泉、江渭清等地方大员对刘少奇并非没有意见，他们就是做大官做「油」了，只要毛不公开拋弃刘少奇，他们就按部就班，一切听中央的，少奇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们就听少奇的。李井泉等都太了解毛出尔反尔的特点，或许一个早上，毛就改变了主意，跟着他老人家反刘的人就会被无情的拋出去，落个当年高岗下场。所以，毛讲刘少奇的闲话，他们就装聋作哑，从不插嘴帮腔，毛知道，李井泉等这样做并非对他不敬，或是反对他。错来错去，只怪自己给刘少奇的权力太大，已让刘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在「火烧」李井泉几年后，毛还是「解放」了他，中共十大就让他重新做了中央委员，1975年还做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林在文革后期被重新起用，1975年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1977年由邓小平指名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教育部副部长，邓复出后先管教育，周林给邓许多配合。80年代，周林转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古委会」）副主任，算起来只是副部长，以文革前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做这份闲差，是属于低位安排了，但他安于其位，工作勤勤恳恳，受到许多老先生的尊敬，1995年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今日观之，在那个时代，真不能用「好官」、「坏官」的标准来识别人，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标准，都要听北京的话，但总有一条，就是看在执行北京命令和保护地方百姓之间怎么搞平衡？就是要看他对百姓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以这样的标准看，周林在1958-1960年做了非常严重的错事，有愧于贵州百姓，但他在1961年后又做了许多好事，说起来是「过」和「功」相抵。苦的是贵州的百姓，被折腾不停，较之其它省份，更有过之。「四清」还没消停下，文革又开始，「四清连文革」是贵州文革的一个特色，1966年5月，由贾启允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把「四清」时就遭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主动拋出来，作为贵州文革开刀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四清」中被打下的干部和群众再一次受到残酷打击70，直到1984年6月24日，中央才对贵州的「四清」冤案作出平反71。

如今，贵州「四清」的历史差不多完全被湮没了，周林在回忆文章中就是集中批评了李大章，对刘少奇只是点到即止，而钱瑛、陈刚都成了和贵州「四清」不相干的人了。他对自己比较大的过错，如贵州大跃进的错误谈了一些，并表示了反省的态度，但对自己其它方面的过错，例如向北京隐瞒灾情的规模，就一字不谈了。由此看来，期待高干回忆录的作者做到完全的客观，确实是一个很难企及的目标。依笔者的看法，读当代史回忆录，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回忆录，还得抽丝剥茧，须要下一番「考古学」、「校勘学」的功夫，把阅读的「路线图」查找出来。研究者肯定须要延伸和扩大阅读，而不能仅凭一种回忆资料说话，只有同时参照相关的其它资料，尤其是那些在观点和内容上互相冲突和对立的资料，才能穿越回忆录的作者在有意或无意间给我们设置的各种障碍，以求尽可能的去接近那个历史真实。

注释

1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页706；另参见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回忆实录》，「三联贵阳联谊丛书之十二」（贵阳：黔新出版图书，2001），内资准字第002号，页176-77。

2、8、9、24、64、70　胡一民：《人生四部曲》，页202-203；209；209；225；209；247。

3、4、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4；44-45；349。

5、6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页159；167。

7、10、15、17、18、31、57、58、60、62、63、71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载中共仁怀市委员会、仁怀市人民政府编：《周林纪念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页205；205-206；204；203；203；204；204；205；206；206-207；207；207-208。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377。

13  箴元：〈周林传略〉，载《周林纪念文集》，页63-64；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页204；另参见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页353、360。

14  段启威：〈鞠躬尽瘁　铁骨铮铮──怀念余志宏主任〉（www.philosophy.whu.edu.cn/forSchoolfellow/memoir/duan）。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602；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页203。

19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页353、362；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页203。

20、27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487；491。

21  参见袁晞：《一蓑烟雨任平生：冯兰瑞传》（北京：气象出版社，1999），页103。冯兰瑞的父亲在国民党统治的末期担任过炉山县县长，解放军临近时弃城逃往贵阳，向新政权投诚，被宽大处理安排在贵阳救济院工作，后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

22  1953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兴乡二村共有330户，人口1,627人，却管制了23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三十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条件。参见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3年4月13日，第83号，页262。

23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页378；胡一民：《人生四部曲》，页214、225。

25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页204；另参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党派群团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页138。

26  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页204；箴元：〈周林传略〉，页64；另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页708。

28、32、33、40、41、43、46、48、4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356；1342；1350-51；1352；1352-53；1354-55；1355；1356-57；1356。

29  王从吾等：〈刚正无私的共产党员钱瑛同志〉，载帅孟奇主编：《忆钱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页7；另参见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页340-42。

30  《钱瑛同志在中央局监察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1965年8月21日上午，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22（省委监委）长期卷，卷宗号：206。

34、38、47　参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页573；573；574。

35、36、37　李新：〈「四清」记〉，载《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