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毛对刘的「同意」不是出自本意，因而他在对刘作妥协时，非常希望从地方大员那儿听到对刘的不同意见。1964年8月下旬，当毛了解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对刘搞的《后十条修正草案》持有异议时，十分振奋，他马上下令，暂缓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毛明确提出：「华北有不同意见」46。毛有意压一下刘少奇的气势，来声援李雪峰，毛说，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李雪峰47。毛的此番话，颇似游戏之言，确也不尽然，本来刘少奇的「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中共七大上确定的，那时毛对刘少奇是满意的，现在毛对刘少奇不满意了，把这个称号改授给也曾在白区工作过的李雪峰，乃在情理之中。
8月后，毛对刘的基本策略也逐步清晰了，这就是在表面上继续支持刘的同时，断断续续，似正式，又非正式地表达他对刘的「四清」的保留，他通常是先说几句肯定刘少奇的话，绕了一圈后，就对派出「四清工作团」取代县委、「集中一万个工作队员在一个县搞大兵团作战」表示疑问。就在中央批转王光美报告的前两天，在8月30日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毛还作了一个「自我批评」，毛说，他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没有先征求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48，毛甚至在这次讲话中公开了他对王光美的不满，向各地大员表明心迹了，他说：「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一个人能指挥。」可是，各路大员没一人接他的话碴，刘少奇对毛的这些话，却故作不知，依然故我。各路诸侯也都顺着刘，甚至当刘主持会议，重申其意见后，李雪峰就检讨了，连当年毛的两员大将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赞同刘少奇的意见49。李雪峰为了不和王光美争风头，把他的工作重心放到了城市的「四清」，还提供了一个「城市要普遍地划阶级」的经验50。
更严重的是，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在各地视察时的讲话已在各省市传达，并在全国各地贯彻落实。北京市委抽调11,695名工作队员，「集中力量到通县打歼灭战」51。1964年8月初，山东省委举行工作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少奇同志的指示和王光美同志蹲点经验的介绍」52。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一致拥护少奇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开展四清运动」53。1964年7月17日到8月12日，福建省委举行省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刘的讲话，与会者对照刘的讲话，检查「在运动中总是束手束足，怕字当头，怕干部躺倒，怕影响生产，怕后遗症，怕平反，怕告状」，「对目前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种严重情况估计不足，有的甚至发生怀疑」。福建省的干部还把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由于他们不敢发动群众，他们「在运动中不知不觉地做了资产阶级革命家」54。显然，福建同志没有创造这个概念的水平，它也是来自刘少奇，只是两年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又把这个称号还给了刘少奇，他在1966年11月接见群众时说，少奇同志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地方大员沿着刘少奇掌管的党机器的巨大惯性，全面落实刘的方针，毛一时成了局外人。1964年10月至11月，刘澜涛、陶铸、张平化、王任重等各地大员纷纷在党内做报告，大谈他们如何通过「学习少奇同志指示」，创造出指导「四清运动」的「经验」。他们所做的报告既有理论色彩，又有阶级斗争如何尖锐激烈的生动实例55。王任重在11月15日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还说：「少奇同志给江渭清同志信里面提出的批评，对我们也完全适合」，而他本人则经过蹲点，找到了「为甚么会出现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原因56。这种情况逼迫毛只有走到前台和刘「单挑」了。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对刘的不满已在上层小圈子里爆发，毛开始对刘作不点名的连续性批评，周林的申诉恰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又是原西南局的第一把手，他接到周林的申诉信后就批转给所有政治局委员。而贺龙的态度就非常明确，他也是西南局的老领导之一，1964年底，李大章率贵州省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会议，在李大章前去看望贺龙时，他就明确反对否定前贵州省委，他说，你们这样做，把老西南局放在甚么地位？周恩来则是从侧面批评了李大章。当周得知三届人大会议没有安排贵州代表发言，就向李大章讯问，得到的回答是：贵州已「烂掉了」，不必发言了。李大章的这番话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周说：全国的形势都大好，怎么你们贵州就不一样呢？大会最后还是安排了贵州省的代表发了言57。
毛对贵州的「四清」作出反映是在1965年1月，这和他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发布《二十三条》在同一时候。周林提到了一个细节，这就是毛对陈刚的反感。1965年1月，毛找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局几个负责人谈话，毛问李大章带了些甚么人去贵州搞「四清」？当李大章回答说有陈刚等人时，毛当即对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贵州省委周林复职。」58为甚么毛一听到陈刚的名字就有这么大的反应？陈刚又名易尔士，原名刘作抚，和毛是老相识，是30年代初上海中央派往赣南苏区的「提款委员」，「富田事变」爆发时一度被起事的部队所抓，后被释放回到上海中央。刘作抚于1935年去莫斯科，抗战爆发后回到延安，改名陈刚，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是康生和李克农的副手，1945年任中社部副部长，60年代初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59。毛对陈刚如此敏感，是过去历史上的原因吗？还是毛认为他长期的「契卡」背景不适合担任一个省的第三把手？这些都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毛从不喜欢任用有「契卡」背景的干部做地方的封疆大吏。建国后，毛可以任用李克农、孔原来管「契卡」系统，以后又让杨尚昆代表中央分管「契卡」系统的工作，但绝不许「契卡」干部染指地方党政工作。1965年初，毛虽然没说陈刚一句「坏话」，但讨厌他的意思已很明确，李井泉、李大章心领神会，1965年2月9日，中共中央首先免去陈刚的贵州省委代理第三书记的职务，任命李井泉的老部下贾启允任贵州省委第三书记，1965年4月26日，中央任命贾启允做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取代了李大章，钱瑛也被调回了北京，算是给了毛一个交代。
毛对周林则一向是关照的，1962年周林受过毛的保护，「七千人大会」期间，毛请几个灾情最严重，正在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河南、安徽、山东、甘肃、贵州等省的第一书记一桌吃饭，当周林向毛检讨时，毛说自己也有责任，对周林抚慰有加60，周林和李井泉、王任重等一样，都没因大跃进期间犯下的严重错误而受到责罚。1965年1月，毛发话，要周林立即复职，李井泉竟以「周林在贵州已被搞臭了，不宜再回去」，把毛的话挡了回去。其实李井泉所言不虚，经数月批判，周林在贵州的声誉已严重受损，和周林关系密切的大批干部也被冠以「周林的爪牙」受到批判和处理，如果周林复辟回黔，贵州再一次「翻烧饼」，西南局的威信将被严重损害。李井泉依照老例，把周林调回成都的西南局，和刚从上海调到成都，也是长期赋闲的原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一样，做了西南局一个不管事的空头书记。
六 刘少奇「四清」模式的失败
周林虽没复职，但贵州「四清」的方向已扭转了过来。「桃园经验」还只是「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现在又来了一个省会城市贵阳的「反革命两面政权」的典型，接下去，难保不会扩大到一个省的「反革命两面政权」。毛适时作出反击，几句话，就让刘少奇的计划泡汤了，尽管毛没有救下周林。
贵州的「四清」高潮是在1964年8月到12月，起初，雷厉风行，批判、斗争、撤职、逮捕，10月31日，贵州省委发文，要求「坚决打击反革命份子的现行破坏活动」，全省风声鹤唳，一时「因捕、拘过多」，甚至「造成监所拥挤」61；之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1965年虽然还有余波，李大章和李井泉到3月份还压周林承认「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但那已是强弩之末了。周林有了《二十三条》撑腰，拒不接受二李的指责，李井泉和李大章也毫无办法62。此时刘少奇虽然还全面管事，但说到底毛才是真正的主宰，在毛发话后，李井泉调整了和周林的关系，1965年7月中旬，他告诉周林，「贵州的四清问题，小平同志说不做结论了」，李井泉又说，坚持要给贵州四清做结论，「这是大章同志搞的，他对贵州的四清运动不做结论，耿耿于怀，食不下咽」63，现在李井泉摇身一变，俨然贵州的「四清」和他没有关系了。
刘少奇是受挫了，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大饥荒时期贵州的问题确实极为严重，干部违法乱纪非常普遍，理应依法严肃处理，有资料说，死人「最严重的湄潭县，后来枪毙了一个违法乱纪的副县长」64。刘在治国方面，有非常务实和理性的一面，在1961-1962年，刘顶住巨大压力站出来领头，和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携手，全力挽救经济，拯救人民生命，为国家、民族和百姓作出巨大贡献，其功绩永载史册。但刘又有走偏锋的特点，1962年下半年后，在毛一手营造的极左大气候下，刘不愿或无力抵挡，他快步跟上毛的步调，顺风扯帆，到了1964年甚至比毛还要左。在「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大棒下，不仅许多无辜干部受难，已在社会底层的前国民党时代的留用人员也一再受到严厉打击，一些被处理的干部，特别是在城镇工作的干部，和大饥荒时期的违法乱纪并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出身不好，被打成「阶级异己份子」。刘在1964年的这些举措，很难说没有他的个人目的，许多情况都表明，刘想藉「四清」真正树立起他「号令天下」的权威。
由于毛对刘进行了强力干预，刘没成功，否则贵州经验就会在全国其它省份推广，「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会遍于国中，全国难免不会洪水滔天，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国民党特务案」、「美国间谍案」、「反革命暗杀案」肯定会随影而来。刘虽没搞一个像毛那样的文革，但也差不多了。从贵州的情况看，在刘的理论指导下，是用党机关加上公安系统作为推动运动的动力，这可能就是刘少奇有别于毛搞运动的基本形式，他同意派出有「契卡」背景的陈刚做贵州省委代理第三书记，不应只是一种巧合，这可能和刘少奇过去搞地下斗争的经历有关。既然贵阳市已成了「小台湾」了，那就须要派「红色特工」深入「敌营」，摸清「敌情」，去解决问题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刘少奇指导的「四清」工作队，就像战争年代的「敌后武工队」，这一百多万工作队员，先集中学文件「反右倾」，在工作队中查找「坏人」，继之「侦察敌情」，「排查线索」，再以「秘密工作」的方式进驻乡村，大搞「扎根串联」，难怪被毛批评为「神秘主义」！
无独有偶，1964年6月，在刘少奇夫妇来南京开讲「桃园经验」回到北京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修改《后十条》小型座谈会，在会上抓住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社队干部打击报复社教积极份子的事件，强调要对「高沟事件」作「现行反革命处理」。在会议之前的7月29日，王光美直接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定性：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65。
与此同时，由刘少奇的老部下，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指导的陕西省「四清」，也是以抓人、捕人开道，数月间全省就逮捕了6,470人、扣留5,000多人，长安县新划地富4,558户，查出所谓四类份子3,492人。该省还用「隔离审查」的方式把一批中层干部投入变相监狱。在地区和县一级，则用办「集训班」的形式，「对一批干部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审查」。1964年11月上任的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对此有不同意见，刚刚着手纠偏，就遭到刘澜涛等的严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