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

一　序 言

贵州「四清运动」是60年代初一个很大的事件，牵涉到中央最高领导间的分歧，但目前在国内外，对贵州「四清」都知之甚少，有关档案没有开放，学界几乎没有任何研究。近来，笔者读到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带有「辩诬」的性质，周林在文章中公开批评了1964年主持贵州「四清」的原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大章，披露了一些情况，也回避了一些问题。笔者在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围绕周林的这个回忆文本，尽量扩展材料，将当年这个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北京高层的分歧勾勒出来，希望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贵州历史上这个重大事件以及高干回忆文本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问题。

二　周林治黔的「功」与「过」

周林和被他在文中批评的李大章都是毛时代的地方大员，但是两人在党内的地位相差很大：李大章是元老级的老干部，20年代初曾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在法国勤工俭学，以后又和邓小平等一起离法转俄国学习，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1949年后长期任四川省省长，是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中央委员。李大章除了在「四清运动」期间短期代理过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建国后长期位居李井泉之下，是四川的第二号人物。周林则是30年代中期入党的年轻干部，抗战时期是陈毅的部下，建国初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因为是黔籍，1951年被调往贵州，1954年升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一干就是十年。贵州省的重要性不能和四川省相比，可是在贵州，周林却是说一不二的「第一把手」。但是，周林主管的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处偏僻的省份，和其它重要省份的第一书记相比，周林的知名度不高。

周林在贵州主政十多年，有功有过，他的「功」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改善了贵州交通不便的状况，1964年，全省八十一个县市都通了汽车；在铁路建设方面，1959年，黔桂铁路修到了贵阳，结束了贵阳不通火车的历史。 第二，周林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态度较为务实。1956年，贵州发生「群众性骚乱事件」──「麻山事件」，波及望谟、紫云、罗佃三个县的九个区八十九个乡的苗族和布依族群众，前后历时八个月。以周林为首的贵州省委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方法，而是坚持「稳慎」方针，最终使事件得以平息。

周林治黔的「过」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有资料显示，周林在干部任用问题上有较为浓厚的「地籍情结」。周林青年时代就出外革命，建国后才调回原籍工作，在北京看来，贵州不存在如同广东那样的「地方主义」势力，所以北京是支持周林的。「高饶事件」后，周林把在省委会议上向他提意见，希望周林只做省委书记，不做省长的原南下干部、省委副书记申云浦和省委秘书长刘钊打下去，把申云浦贬到基层农场当副场长，刘钊则被开除党籍，贬为安顺师范学校的校长。正是因为得到北京的信任，周林既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又兼了省长，这种情况在毛时代是很少见的。1959年9月，周林又藉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大气候，将几个和他意见不和的，南下的省委主要领导打成「反党集团」（「常颂、夏德义、李庭桂反党集团」），其时常颂已病逝半年，全省共打了四十多个「反党集团」1。周林比较重视提拔和重用黔籍干部，从而引起原南下干部的不满，影响了贵州干部队伍的团结。

周林的更大错误是在大跃进中头脑发热，率先大办「公社食堂」，大搞「反瞒产」，造成贵州众多群众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8月，贵州在全国放了一个「大卫星」，出了一个长顺县大办公社食堂的「十大优点」。1959年，贵州又搞了「捉鬼拿粮」（「反瞒产」），「打击迫害基层干部，越是执行得坚决的地方，死人越多」2。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八成，受到毛的表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总结」3。贵州还被毛誉为「红旗省」，号召各省向贵州学习4。其实1959年冬，遵义、湄潭、金沙等县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仅金沙县在困难时期就「非正常死亡」5.5万人5。据人口学学者新近的研究，在困难时期，贵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6。对此，周林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然而，周林对贵州的灾情并没有隐匿不报，但上报情况是「缩水」的。周林自陈，1960年5月初，周恩来总理到贵阳视察，周林向周汇报了贵州「非正常死亡」的情况7。据知情者回忆，当时，周林领导的省委「极力向中央隐瞒真相，把大事化小」8，刚刚被周林提拔的新任省委副秘书长汪行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贵州饿死人情况向中央写报告，他「不能不听第一书记的话，参与写这样的假报告，帮省委过了关」9。1960年5月16日，贵州省委正式向中央报告了遵义、湄潭、金沙事件，并自请处分。5月21日，中央批覆贵州省委报告，「免于处分」，提出要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查清原因，吸取教训，不要过于追究事件的责任10。

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北京真正意识到全国出了大问题，并陆续调整政策。但是对造成大饥荒的原因，还是坚持过去的那套思路，1960年11月，毛泽东将大饥荒归之于「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11。由于毛对农村形势的判断已经形成，1960年12月6日，周恩来代中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12。至于导致大批农民死亡的真正祸首──公社食堂体制，则继续坚持不动摇，一直到1961年5月，毛发话后，全国各地的公社食堂才予以解散。

1960年底至1961年春，大饥荒的灾难已达到顶点，尤其是几个大跃进红旗省的情况极为严重，贵州省自然是榜上有名。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该省的「包产到户」是明确支持的，可是，周林就比较隐晦，他对「包产到户」说得很少，任下面去搞。和许多高干一样，大饥荒给周林很大的刺激，他开始反省过去几年自己的作为。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就「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更进一步，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贵州省委新政策推出后，形势迅速好转，「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被扭转。

三　贵州「四清」和刘少奇

周林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撤，公开理由有三：贵州的建党根子不正；镇反、土改不彻底；肃反、审干、「清理中内层」未把好关。又称：「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贵州城乡资本主义泛滥」。贵州「四清」的重点是贵阳市，中共中央西南局认为，「贵州已烂掉了」，「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贵阳市被宣布是「小台湾」13。

「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是刘少奇独创，以后又被正式使用于《后十条修正草案》。1964年9月18日，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此文件经过毛的修改，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改变了原《后十条》草案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首先要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一时全国各地都在查找「小台湾」，甚至连武汉大学哲学系一个小小的单位，也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两面政权」14。

主持贵州「四清」的工作团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派出的，西南局常务书记兼新任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大章被任命为西南局工作总团团长。中央并派出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副书记、内务部部长钱瑛予以协助，李大章还带上了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196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四个大区和军队抽调二千名工作队员，其中有一百多名师局级干部前往贵州，对全省区以上的领导实行层层夺权15。外派去贵州的「四清」工作团的阵容和规模如此之大，这在全国是唯一的。

在李井泉和李大章背后的是刘少奇，刘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贵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16。当晚，李井泉和李大章向刘少奇汇报贵州「四清」情况，却有意不通知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参加17。

周林说，李大章向刘汇报，获得「尚方宝剑」18，回贵州后就召开全省三级干部大会，大干了起来。在周林的回忆中，没有具体交待刘少奇对贵州「四清」的指示，即「尚方宝剑」的具体内容是甚么，但是从李大章的说辞中可以清楚看到刘少奇的意见。例如，李大章说，贵州前一阶段的「四清」是失败的，是走了「过场」19，此话完全是刘少奇的口吻。1964年夏刘少奇在南京，对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也说过同样的话20，只是江渭清比较有办法，后台也硬些，让刘碰了一个软钉子，江渭清也就没有落得像周林那样的下场和全省干部的大换班。

西南局对贵州省委的指控不是实事求是的。1949年底，苏振华率二野五兵团解放贵州，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雷霆手段肃清国民党残余份子，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前政权时代贵州的八十一个县长「全部被处决」21。50年代初，贵州对地富的「管制」大面积超标22。至于「包产到户」也不是如李大章所指称的占全省农户的百分之七十，有材料显示，就是在「包产到户」达到高峰的1960年秋至1962年春，贵州全省包产到户只占到百分之四十，只有个别边远地区达到百分之八十23。在贵州，可以说建国后的十五年，除了在60年代初对濒临饿死的农民实行过缓和的政策，从没见过甚么时候「右」了。

然而，「四清」工作团对贵州一些领导干部的指控也并非空穴来风，例如，和周林关系密切的贵阳市委某主要领导被揭发犯有「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一些干部揭发省委主要领导在花溪等风景区给自己安排很好的休养环境24；在大饥荒时期，一些领导干部欺上瞒下，贵州作为「非正常死亡」最多的「四大名旦」（河南、安徽、甘肃、贵州）之一的省份，竟然未被处理而「滑」了过去（其实四川等省的情况也极为严重，但李井泉全力封锁消息，山东的大范围的「非正常死亡」则在1960年就暴露了），引起许多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周林治黔十年间，黔籍干部和南下的原冀鲁豫干部，矛盾长期积累，冀鲁豫干部受压多年，现在利用「四清」全面批周林，双方的矛盾来了一个总爆发，只是用的是「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些词汇来做包装，深一层的矛盾被掩盖了。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周林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职被免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候补书记一人及四个省委常委被停职反省。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毕节、安顺、铜仁等三个地委书记和遵义地委副书记均遭免职被批斗，仅晴隆县1,875名党员受各种处分就达430人，新划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