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为发动文革而使用的的一些方法是超常规的，例如：毛背着中央一线领导同志秘密策划批《海瑞罢官》；他一人决定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等等。1964年年底，他当面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这不是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常用语言，也不符合党伦理。但是，毛的所有重大措施又都是假手刘少奇，通过中央会议，以中央文件的“合法”形式实现的。在那个年代，体制对毛的约束力是不存在的，从1965开始，就是毛主席，党中央这样的排序表达，正式的解释是，如果没有毛，没有毛的正确领导，一切都没有。所以毛就是党，革命，军队，人民的化身，他也是真理的化身，他想做任何事都可以。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党的团结顺从他，人民崇拜他，从而使他获得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
文革发动的年代距离今天已近四十年了，毛的这首诗，也发表一些年了，对文革发动的过程和毛的这首诗，都有一些解释，我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吧。有关文革发动的细节，还有许多没有披露，所以完全的回到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乃是论述过去，但绝不等于过去”。[37]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掌握的资料来谈论这个问题，但这也只是一种叙述，所以，在座各位可以任由自己的理解去判断毛的这首诗和我所谈的这个议题，这就叫做“自求其解”吧。
注释：
[1] 参见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指示》，1966年6月13日；载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25-2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2] 参见刘少奇、邓小平：于1966年6月30日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稿致毛泽东的信；引自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7-2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另参见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回首“文革”》（下）第66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 参见罗点点：《非凡的年代》第19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版。
[4] 参见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下）第60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另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5] 参见张化：<刘少奇的悲剧和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革”》（下）第847页。
[6]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
[7]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38-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
[8] 参见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第210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5月版。
[9] [16]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第4--5页；第4页。
[10]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32页注释（1），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11] 文革结束后，官方对此事件的正式解释是：为了准确，完整地保存文献资料，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曾对中央召开的正式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进行了录音。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他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和一些地方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也进行了录音。1959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杭州会议上，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并批评了搞录音的做法。1961年1月底至4月初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汪东兴所传达的毛泽东关于不准搞录音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5月17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利用“录音问题”，罗织罪名，对杨尚昆等同志进行政治迫害，株连了大批干部。198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指出：一、“杨尚昆同志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二、“借录音问题强加给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三、“1961年1至4月的录音，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同志是没有责任的，因而1961年给他们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中央予以撤消。”四、“鉴于所谓秘密录音一案株连人员很多，影响很大，建议中央将这个复查报告批转有关单位，以消除影响。”同日，中央办公厅把这个复查报告作为《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附件一起报中央书记处，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于1980年10月23日印发至县、团级党委。参见：《杨尚昆日记》（上），第716页，注释<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另参见《叶子龙回忆录》中的“窃听器事件”一节，第223—2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12] 1964年2月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引自于曹英等著：《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第268-270页，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3] <表八，上海全民所有制职工月平均工资>，<表九，1961-1966年上海职工按标准月工资分组>，载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592页。
[14] 黄新原：<1956年的定级>, 《人民政协报》， 2004年10月28日。
[15]《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4月30日，转引自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第4页。
[17] 参见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第33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6月版。
[18] 此为当时在场的毛泽东卫士周福明的回忆，参见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第1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9] 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第43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0] 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18页注释（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21] 毛泽东在文革前经常说：“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胡乔木语），参见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载《回首“文革”》（上），第62页。另据当时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毛泽东在1966年4月下旬杭州会议期间也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儿住，愿到上海来”，参见《回首“文革”》（上），第608页。
[22] 参见罗点点：《红色贵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第180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
[23] 196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的谈话，康生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予传达。在文革结束后公布的毛4月28日谈话中，这一段已被删除。
[24]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25] 1966年4月28、29日，毛在杭州对康生、陈伯达说，彭真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阶级斗争，不斗不倒”，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7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4月版。
[26] 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改组。另参见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7]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49页。
[28]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29]《王力反思录》(下)，第5 7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30] 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32-33页。
[31] 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总第91期，第39、36页。
[32] 陈伯达：<我与刘少奇关系的几点情况>，载陈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