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等主持罢免浮夸干部一事，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960年月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88］刘少奇当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为了整肃纲纪，还是罢免了几个毛的爱将的职务：吴芝圃先降为河南省长，继而转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闲职；舒同也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在家赋闲。刘极注意分寸，1962年前对曾希圣毫无动作，李井泉、王任重也照做他们的原职，但还是引起了毛的不快。毛尽管同意惩处某些地、县级干部（柯庆施下令逮捕死人较多的江苏宝应县委书记），［89］但不愿对他们太动真格。1961年1月中央拟定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原有＂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等内容，被毛批评为＂太复杂......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作用＂，结果被改成＂同劳动同食堂＂，＂办事公道＂等一团和气的文字。［90］

使毛最不能容忍的是刘少奇讲话中流露出的那股＂算帐＂的意味。刘的许多话在毛听来，句句犹如赫鲁晓夫的＂黑报告＂。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91］刘的这番话已涉及毛统治最敏感的部分，事后，刘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他说＂将来会出毛病的＂。［92］1962年冬春刘少奇加大了对大跃进以来错误的批评，刘的态度有广泛的党内基础，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后，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极为不满，江苏省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一些代表甚至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93］江苏省常务书记刘顺元也不同意所谓错误在于＂天灾＂和＂民主革命不彻底＂，他说：＂复辟那有这么大的面，硬是五风严重，那里是什么天灾，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呀！＂［94］刘顺元放言：根本问题是出在＂君臣相见＂。［95］所有这些在毛眼里都被认为是＂尖锐的指向＂他个人的。

刘少奇在1962年上半年不断谈形势的严重性，也使毛愈来愈相信，刘是心怀叵测。对于形势问题，早在1961年9月庐山会议上，毛就下过明确的判断，然而刘少奇却自说自话。庐山会议前，刘在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月24日，刘试探性地提出＂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96］刘虽然迫于毛的压力，未能公开提出反＂左＂，但刘的语言愈来愈尖锐。1961年8月28日，刘在庐山会议上插话，提到＂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97］刘更谈到，＂如果搞不好，我们要跌下台＂一类的话。［98］从七千人大会到1962年上半年，刘几乎逢会必讲困难形势，在2月的西楼会议上，竟出言不慎，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99］直到5月，还认为＂国民经济要崩溃＂。［100］尽管刘所述的困难皆是事实：1962年初，国内情况仍极其严峻，仅河南省6个专区统计，外流人口就达32万人。贵州省的断炊户达1万多户。［101］四川省直到1962年3月底，还有1千多高炉，占用9万多职工。［102］但以毛的敏感观之，则会得出另一种判断：＂非常大总统＂已不安于份，无非是以讲困难为由，逼毛彻底交权！

毛泽东可以接受刘少奇＂形而下＂的纠偏，他本人在1960年下半年后也亲自做了一些调整政策的工作，但绝不容许纠偏涉及＂形而上＂，因为＂形而上＂已与毛水乳交融，稍一触及，就有可能导向对毛权威的怀疑。1962年上半年，刘主持的纠偏，已逼近＂形而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提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代表团会上有关党内缺乏民主的讲话——陈云说，这几年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口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103］周恩来、陈毅3月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种种迹象表明，刘等已开始全面修正毛自1958年以来的路线。

毛泽东已看到经济形势全面趋向好转，他心中有数，虽然还有＂非正常死亡＂，但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蒋介石在1962年夏叫嚷“反攻大陆”，但蒋的“底线”毛完全掌握，毛、周急电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飞京，再返华沙向美国大使摸底，知肯尼迪政府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当陈云以对付蒋反攻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户（刘、周、邓均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根本不能接受。［104］

因此，1962年上半年，毛开始将其态度逐渐明朗化。1、毛不同意周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即使周多次请毛表态，他就是不答复。毛得到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支持，陆虽然私下对大跃进有异议，但在人民公社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与毛基本一致。［105］2、毛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虽然刘、周、邓、陈都倾向于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但陶铸、胡耀邦等党内许多高干都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甚至连彭德怀也反对。3、在毛的影响下，党内刊物大量刊载歌颂斯大林的文字。1962年上半年，毛基本住在南方，密切注视着刘等的一举一动，他守住底线，准备反击。

1961—62年，刘少奇因力主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其个人威望得到大幅提高，尽管刘具事实正确，却因毛独享＂解释权＂，而不具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刘在1962年春之后，同意＂三自一包＂，但只是私下流露而未有自己的解释，刘只能默认地方悄悄干，不是＂光明正大＂。毛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因为从1961年以来，党内的主流意见一直是批判“三自一包”，刘自己长期也是持这种观点。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其议题之一即是批评＂三自一包＂，会后中央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单干＂。2月，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在省常委会议讲话，转达刘少奇对安徽责任田的意见，刘认为责任田＂要走回头路，这是很明确的＂。［106］3月，北京已在内部批评湖南五县＂刮分田黑风＂。［107］刘少奇已将自己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刘主持对过往政策的全面调整，但八届九中全会要求，＂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对刘有着很大的约束力。1961—62年，虽然刘主要抓经济调整，但党内也一直在讲＂民主革命不彻底＂，刘少奇已被毛和自己双重封住嘴。

1962年8月1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他试图在毛思想的大框架下，搞出自己的新解释，但是马上遭到毛的还击。8月6日，毛开始谈＂阶级、矛盾、形势＂，一旦毛反击，刘除了接受毛，别无其他选择。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少奇言语不多（姚依林称＂刘一言不发＂，“周恩来则被攻击严重”），［108］毛既已开口，刘、周、邓、陈还能说什么呢？除非顺着毛的话说，刘平静地接受毛大搞阶级斗争的决策，仅向毛进言，搞阶级斗争勿影响经济调整，得到毛的同意。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再次跃入前台，只有最具敏感的人才知道应激流勇退。1962年8月，陈云告病休息，1963年胡乔木称病，开始长期休养。同年，曾被毛钦定的＂老右倾＂，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经其老友，中央委员郑位三的点拨也主动隐退，［109］以后他们皆渡过文革劫难。

1962年10月后，各省都已调整好姿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甚至已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10］下一步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是为＂四清运动＂，其主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民主革命不彻底＂，其方法就是＂扎根串联＂，只是距毛首先提出这些口号已推迟了两年。

（删节本原载《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

注释:

［1］1959年部分省区就有饿死人的报告。1959年初，南京远郊的句容县宝华公社两个大队就有饿死人现象，高淳县在1959年饿死1529人。见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页312；另有资料反映：该县在1958年冬至次年春，“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六千人。参见钱刚、耿庆国《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580、582。江苏宝应县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绝大部分为缺粮而死。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曾分别派工作组前往该县调查。见《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448。

［2］［3］［6］［7］［8］［9］［10］［11］［12］［13］［14］［16］［17］［18］［20］［21］［22］［23］［24］［25］[28] ［29］［31］［32］［33］［34］［35］［36］［37］［46］［59］［75］［77］［78］［79］［80］［81］［82］［83］［88］［90］［10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71；98；40；64－65注释1；100－101注释2、3；59注释1；58；72、74－75注释3；44、45注释2；68；69、71；161；207－208注释1；207；326；327；349－50、352－53；349；215；364－65；364、366注释2、368－69注释1；页334－35注释1；356及注释4；374；384；14、262、264；402、419－20及注释1；406－407；408－409注释3；页555注释1；页129注释1；页458；425；517；619注释1；440－41；484；487；465；364；418－19；436注释4。

［4］［15］［27］［30］［40］［41］［42］［43］［45］［101］［107］［110］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史料。

［5］李树杰：《谈＂中宁事件＂》，载《宁夏文史资料》，第2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页110。

［19］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8月号，总第48期，页45－46。

［26］［74］［89］［93］［94］［95］［109］《刘顺元传》，页329；315；321；343；335；344；352。

 [38］［49］［72］［73］［87］［103］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92；232；224；224；219；233。

［39］［68］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107－108；121。

［44］［48］［50］［51］［52］［85］［86］［91］［92］［96］［97］［98］［10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10；488；525；489；509；530；531；551；552；524；538；530；555。以下简称《刘年谱》。

［47］《刘年谱》，下卷，页458。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15；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03、105。

［53］［54］［55］［56］［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269；299；377；296；468。

［57］《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