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胡绳提出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遵义会议”的论断。他认为，建国50年历史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前三十年虽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但思想上的左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后二十年，邓小平重新开启了社会主义的新生机。三中全会避免了亡党亡国，使中国走上繁荣强盛的正确道路。

3、坚信社会主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会再焕发出生机。胡绳说，如果再用三个世纪，即三百年时间，大体完成从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4、胡绳不同意过去党风好的传统说法。他认为，从党的整个历史看，从来没有绝对纯洁的时期。五十至六十年代，整人之风极烈，党内出现了一些善于整人的“健将”，正是这种风气为文革造成了一定的基础。（3）

   胡绳同志这些新认识主要集中在有关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和三中全会的评价上。前一个认识，实际上在八十年代一些学者就初步提出过，但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现在胡绳在改革开放更深入的新的时代条件下，站在纵览社会主义百年发展历史的更高的角度，重新论述这个问题，使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笔者认为，在理论问题上一向严谨的胡绳之所以在他的晚年提出这个重要看法，绝非心血来潮，他不仅对他所要论述的问题作了长期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胡绳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是一位把自己的研究和国家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世致用”型的学者，他以他自己的方式，用一个重要理论家的言说，来表达对邓小平的理论的支持。

   胡绳对九十年代初一度兴起的非议，批评改革开放的言论是不满意的。他在1989年9月一篇未发表的文章里提出，社会主义模式若不改造，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不了的。胡绳提出，不能回到文革前的道路，实践证明，此路不通。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有一段讲话，对胡绳的影响很大。邓小平的这段话一直到前几年才公开。

1992年6月，邓小平在上海接见海外人士时说：

“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这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的，是要垮台的，必定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了那些极严重的错误？”（4）

胡绳以自己的研究来支持邓小平，拥护和推动改革开放，他对三中全会的高度评价也是有感而发的，他所针对的也是那股贬低、否定改革开放成就的议论。胡绳盛赞三中全会的划时代的意义，三中全会使中国的发展“柳暗花明”，重开新局，虽然不少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但从未用过“社会主义时期遵义会议”这个表述。胡绳的目的，也是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成就辩护。

三

胡绳的这些新看法公开以后，在学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多数人表示支持，但是胡绳也受到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他被指责“歪曲了毛泽东思想”，其文章是“对毛主席批判”，认为胡绳是在“鼓吹资本主义回头路”，是在鼓吹“庸俗生产力论”，和散布“社会主义悲观绝望论”，以及“贬低了建国前三十年的成就”等等。

胡绳因身体极度虚弱，到了癌症后期，没有直接回答批评意见。他知道自己被批判，也知道文章发表后一些人要“声讨”（5）。他自称，发表那篇谈毛泽东民粹主义的文章，为了预先对付攻击，处处设防，使得文章有点象裹脚布那么长（文章长达2万字）。

胡绳临去世前，对他一生有过回顾，他在“八十自寿铭”中写到：“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认为自己中年以后，有一段长达三十年的思想苦闷和徬徨，这就是他说的“自我认识困惑，在写作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又不能不写一些适应潮流的文章。

笔者认为，胡绳之所以长期陷入思想困惑，主要不是他的个人原因，而是大的时代环境对一位“秀才”的多方面的要求和制约方面。作为一个“有机化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特别是在革命尚处在分散状态下，他们在建立和阐述革命理论方面，曾几何时发挥出何等强烈的主动性，显现出一个红色理论家的旺盛的思维活力；而当革命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后，“秀才”虽然还是发挥着“号角”的作用，但个人的主动性已受制于统一论说，统一步调的严密的指挥，“秀才”个人创造性思维的空间相应狭窄化了，这不是胡绳一个人面临的新问题，而是一批“有机化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胡绳一生有两个闪光的阶段，一个是三十至四十年代，也就是他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他的晚年，八十至九十年代，也就是六十七八岁至八十岁这个阶段。八十年代初中期，他的思想仍然处在转变的过程中，一直到1987年，胡绳的思想才整理清楚(6)。

胡绳的代表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在李先念同志的支持下，从1973到1979年写的。胡绳在晚年以严格自省的态度，自我评价这本书“没有什么突破” （7）一开始这本书销路也不好，1982年初，王震同志读了这本书后大加称赞，中央三个部门联合开会提倡全党干部阅读此书，结果发行了三百万部。

19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处在一个新的认识过程中，胡绳的看法与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看法有很大差距。胡绳同志代表社科院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提出，社会科学战线的任务是批判怀疑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而中央领导同志则认为，应该发展马克思主义，冲破传统过时观点的束缚。1987年后，胡绳承认自己曾受到过去左的观念的影响。到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胡绳内心中的那种追求和探索真理的那一个方面就占了上风，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求真求实的态度。他在晚年写的一首诗中，称自己 “老遇明时倍旺神”，也就是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的精神才更加旺盛起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