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享有盛名的学者，胡绳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长期担负重要的领导工作，他的一些学术观点曾经对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产生过广泛影响。胡绳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看法一般都为学界所熟知，但是他在晚年思想变化及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反思，尚不被人们所熟悉，本文试就这个问题略论一二。
一
胡绳是较早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红色知识分子，他以史学家而闻名，一生涉猎的学术范围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等领域。他长期被认为是党内的“秀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所谓党内“秀才”一般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原先在莫斯科学习，三十年代初回国进入中央苏区或其它革命根据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鼓动、教育的同志；第二个来源：在三十年代初中期的上海和北京等城市，开展、坚持左翼文化运动，在抗战爆发后，或进入革命根据地，或留在国统区，在党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宣传活动的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的建构，革命意识形态对党之重要，不仅在于它为党的所有活动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且它对现实的革命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党的早期历史上，党的理论工作者往往就是党的领导人，例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他们受到全党的尊敬，在革命者的行列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这在革命的初创阶段尤其如此。然而，中国革命的道路艰难曲折，并非照搬马列书本就能一通百通，随着中共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国情了解的加深，中共的理论自觉有了巨大的进步，在党的历史上曾经一度出现过的那种因熟读马列书本，全盘照搬苏联经验，由红色理论家而兼党的领导人而包办领导革命的局面被转换，而代之以一批既精通马列原理，又深具革命实践经验的同志执掌革命的领导权，党的意识形态系统随之也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原先在意识形态领导岗位上的“红色理论家”逐渐演变为在革命领袖领导下的理论工作者，从此他们也有了一个颇具中国文化色彩的称谓： “秀才”或“笔杆子”。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后的四十年代初期，原先“红色理论家”中的一部分人因在苏联学习期间受苏联“教条主义”思想的浸润较深，特别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出过严重的偏差，曾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这批人就很自然的淡出党中央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导岗位而转任其它工作，如：张闻天、何凯丰，吴亮平等。而另一些曾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同志，由于和教条主义做过斗争，则被委任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如二十年代后期曾经在苏联工作过的陆定一，从1945年中共七大一直到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初，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一职，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更多的情况下，那些没去过苏联学习，三十年代战斗在上海亭子间的红色“秀才”，则受到党的更多的重视，被委之于重任，如胡乔木、周扬等，胡绳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7年初，胡绳同志在19岁时就在上海崭露头脚，写出《新哲学的人生观》，被党内同志誉为“神童”。1947年，胡绳29岁又写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深化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叙述，在构建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叙事”解释体系上发挥了了重要作用。尽管胡绳同志没有在革命根据地工作的经历，但他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重用，建国后胡绳曾任中宣部副秘书长、《学习》杂志主编、《红旗》杂志副主编，以后又直接为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服务，担任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参与起早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并参加毛选的编选工作，直到文革前夕的1966年2月，胡绳作为“秀才”，和其它几个“笔杆子”一起，陪同彭真一道去武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二月提纲》。
胡绳很坦诚地说过，他几十年来，写的东西虽说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总的说来，无一不和当时的政治有关。都是由有现实政治的刺激而引发的对某些历史理论问题的思考，写出的东西首先也是服务于革命，服务于党的工作目标。换言之，胡绳同志是一位新型知识分子，也就是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言的那类“有机化”或“组织化”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些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知识分子。葛兰西说，共产党人为了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上的领导权，即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有赖于“有机化知识分子”的积极的，广泛的思想，文化和学术活动，他们建立和阐述革命的解释系统，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来吸引广大群众。“有机化知识分子”与一般以传承知识为志业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态度，气质上都是大不相同的，他们是人民“精神和道德上的永恒的说服者”。毛泽东也说过，1927年后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1），后者的标志就是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有机化知识分子”挣脱旧学院体制的束缚而脱颖而出，活跃在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和学术界，引领着时代的潮流。1934年春，胡绳考入北大哲学系，仅仅读了一年，就觉得在校读书没意义，又回到了上海。胡乔木的情况也是类似，他因参加左翼活动，在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读书时间都很短暂。这就是，“有机化知识分子”首先是战士，然后是学者。
二
胡绳和原中宣部的许多领导人一样，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但是他获“解放”较早，在1973年就已复出工作，重新担任了原学部（哲学与社会科学部）领导工作。从1973年到80年代初，胡绳的思想正处在一个转变过程中，一方面他对文革前的极左思想有所不满；另一方面，过去的习惯思维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而在这个时期内，后一种倾向似乎在胡绳的思想上占据了上风。这具体表现为：胡绳一度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反应迟缓，表现出对“两个凡是”的某种迷信。
胡绳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他重新思索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对自己的一生开始了反省。80年代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和中国社科院院长，比较深入地接触了改革开放的实际。据了解他的
1、 胡绳1999年提出了毛泽东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消极作用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1999年5月）。所谓“民粹主义”，就是崇尚农民精神和道德上的纯洁性，从道德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企图在经济落后和不发达生产的基础上，一跃跳过工业化和社会大生产的阶段，直接依靠农民快速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体表现为，轻视商品生产和反对市场，崇尚农民平均主义。胡绳指出：毛泽东原先是反对民粹主义的，在四十年代后期曾有过相关的重要论述，但在建国后，毛泽东又陷入自己曾反对过的民粹主义，导致五十年代后期的“穷过渡”、“共产风”和持续不绝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