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具有空想乌托邦性质的政治运动。今天人们忆及当年的大跃进，马上会联想到「高产卫星」、「全民炼钢」、「公社食堂」等带有荒诞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跃进并非仅仅是一场乌托邦运动，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借着这场运动的推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速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大跃进运动使国家权威得以扩大和强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大大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知。本文即以江苏省为例，试图勾勒出江苏省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扩张的图像。

一

国家权力，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和影响力之谓也。本文所称的国家权力，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象征为形式、以党的权力为主导的党和政府的权力。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依据列宁的国家学说和苏联的建国模式，并参照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创建了一个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新国家体制。在这个新国家的架构内，党和党的具体化身毛泽东位居核心地位，围绕这个核心，有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党领导的意识形态等系统。随着这套新国家体制的建立，国家的力量急剧增长，并快速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

中共重建国家和社会的途径、方法，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的党和政府实现其权力的途径不仅仅是依靠党和国家的各级机构，中共更习惯于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此时已成为党的一个新传统，并被视为一种可以运用于不同历史时期，且百试而不爽的成功经验。建国后，中共领导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不仅实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标，而且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

50年代初，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中共开始重建省一级的党与政府的机构。1949年春，江苏境内的国民党政权被摧毁后，中共并没有马上建立省一级的党委和行政机构。由于苏北是老解放区，苏南是新区，两地的基础与任务不同，加之南京是原国民党政权的首都，被认为情况特别复杂，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分设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另成立苏北、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巿人民政府。1952年9月，北京决定将原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合并，组建江苏省委；苏北、苏南行政区与南京巿合并，组建江苏省。1953年1月1日，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的江苏省党和政府机构的建立，为贯彻落实北京的精神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江苏建省后，国家权力在各项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借助于各级党和政府机构，进一步向城乡各个领域扩散。

在城巿：在建国初开展的「城巿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工会、青年团和民主妇联等组织。1951年在江苏省各主要城巿建立了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在城巿基层建立了居民小组和居民委员会。1951-1952年，江苏省所有城镇，以机关、群众团体、工厂、企业、街道为单位，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为了改变建国初期不少城巿中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多由资本家或知识分子家属担任的状况，1954年，江苏各城巿对居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根据「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为主，以妇女团体为支柱的原则」，将原资本家家属等清除出居委会领导岗位[1]。同年，旨在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公安派出所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城巿综合治安管理体系建成。至此，国家权力延伸到城巿的每一个角落。在新国家的强大政治攻势下，人民的生活习俗发生了根本转变。城巿居民纷纷自动交出麻将牌、参加读报组，仅南京巿玄武区居民就交出2，600多副麻将牌，有4，500多人参加读报组，6，500多人参加夜校学习[2]。

在50年代中期，国家对城巿经济生活的控制也得到加强。1954年9月1日，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镇江、常熟、南通、新海连（连云港）等9个城巿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为了缓和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出现的粮食短缺的矛盾，各级党和政府把「节约用粮」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予以强调。1954年后，江苏各城巿开展了「爱惜粮食，节约用油」的政治动员，要求城巿居民在「道理懂，思想通，全家同意」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粮油计划。1956年，南京、无锡等6个城巿开展了节约粮食运动，使粮食销售量仅在5、6、7三个月就减少了3万吨。1956年12月，根据南京巿委统一部署，各区委又成立节粮领导小组，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在以人定量的基础上，每月再节粮15万斤[3]。

在农村：废除保甲制，实行村组制，普遍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把国家的权力全面延伸到乡村社会。1953年又通过实行「统购统销」，初步将农民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在政治层面，为了体现新国家的阶级性质，对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份子建立了「定期训诫会议制度」[4]。经过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巨大变动，50年代中期，一个由国家支配的新社会已基本建成，国家已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绝大部分领域的控制。

在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环境中，民众的意识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54年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听网的决定，在全省272个区建立了收音站，在36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201个互助组里建立了收听组[5]。经过长期密集性的思想灌输，城乡大众已能充分认识代表国家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权力有了十分具体生动的感性体会。「毛主席」、「党委」、「书记」、「人事秘书」、「党员」、「干部」、「派出所」等词语的含义已被群众内化，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日常思想和行为。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前，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机构来体现，由政府控制的各项运动促进了国家权威向社会基层的扩张，但在全国城乡仍有个别领域国家权威尚未完全占领，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期间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大跃进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使国家权威向城乡全面渗透，而且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权力。

城巿虽是国家权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但是在1958年以前，仅南京巿就仍有5.3%的工业、5.8%的商业和5%的手工业未实现社会主义化[6]。在各城镇仍保留有少许的私人修配摊点和私人诊所，仍存在私人出租的房屋。城巿的寺庙教堂虽然统属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领导，寺庙教堂内也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但是个别庙庵仅有一两僧人主持，以致无法落实该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