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的初衷是要彻底解放底层的劳动民众。从1941年开始，边区政府规定，小学从一年级开始，教新文字，以后又规定，新文字签订的契约和汉字签订契约是同等法律效用，以后又规定，学校有新
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这个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的价值和它的局限性。根据地教育是中共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强调意识形态灌输、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动员性，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为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以及基本生活，生产技能的学习，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根据地的教育又和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相依相随，经过整风运动，根据地的教育就实行了一个转换，就是从过去江西时代的教育，甚至是比较多地受苏联教育模式影响的那种教育转换过来了，形成了一个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论的教育。这两种教育观，在我看没有太多的差别，所谓苏式的教育观是什么呢？就是在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强调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其实在江西苏区，因为战争环境，根本做不到系统性和正规化，苏式教育观主要体现在教育内容的俄化色彩方面。那么中国的这种阶级论的教育呢，是因为受到战时环境的影响，更注重政治教育的通俗化，以及实用性的生产技能的学习，根据地教育，目的就是为了动员，教育的内容也完全服务于战争，表现在教育的内容的简单化和学制的灵活性。面对大众，这是中共阶级论教育观的主体部分，也和“五四”的平民教育思想相契合，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最重要的是普及，不强调提高，这是因为战争环境的影响。当时还提出一个概念，对我们建国以后的教育有不小的影响，就是这个大众应该也是教育的主体，比如说请老农到学校来上课，那个时期就开始了。
高华：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看法，就是认为我们有些教师对生产和劳动毫无知识，也毫无兴趣，所以呢应该请老农来上课。在那个时期就有这样一种思路和具体的措施，所以我想它的教育形式是非常大众化的。经过改造的根据地教育，就实现了毛泽东对教育的要求，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群众的思想，而边区的那些老师呢，过去他们是所谓自由职业者，经过这个转换已经变成了叫“毛泽东的教育战士”。从实际效果看，根据地教育取得很大成效，培养了许多适合战时需要的人才，对边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改善，对人民生活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根据地教育也存在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下面我要谈它的局限性。第一点，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分地打击，在教育思想，学制，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即使是社会教育，也是始终突出政治，苏中根据地，就很明确地强调，在冬学中应体现“明理第一，识字第二”的原则，“明理”，首先要懂革命的大道理，识字是第二位的。那么把政治教育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有时会因为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取代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这是它的第一个不足，第二个不足，在战时的环境下，如果一味地追求教育的正规化，当然是有偏差的，但是如果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一切都从眼前的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前面我说过，1938年到1941年，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是由张闻天负责领导的，他认为抗战以后，我们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教育方面呢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向正规化这个方面应该有所发展，所以在张闻天的领导下，边区在1937，1938，1939，1940，把一些分散的小学合并成叫“完小”，也办了好几个师范学校，这些努力以后都被批评了，认为是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1941年9月开始，延安就开始检讨、批评前几年的教育方面的错误，认为在前几年的那个教育思路影响下，边区的教育者都被荒废了，被培养成“大时代的废物”，这种批评太过分了，在这以后，在清理教条主义对教育工作影响的时候，就走向一个极端，明确宣布，在边区不存在一个升学的问题，普通国民教育就被放在最低地位，甚至产生一个很偏差的思路，说是普教它的前途就是培养那些不会生产的二流子。
高华：那么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教育只要培养识字、会算、认识路条就可以了,叫“能写、会算即毕业”。这就叫“需要第一”。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讲这或许这是适应那时的这种战争和生产的需要的，但是以后呢，把它作为一个革命教育的一个经验，在实践过程中又给神圣化，这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的影响，这是我认为它的第二个不足。
第三个不足，就是忽视受教育者兴趣，天性、个性的发展和培养。在今天看好像也是失之偏颇，当然我们理解，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战争环境，强调统一，强调这个战争环境下的高度的意志集中，所以对个性，什么兴趣，当然是放得比较低的。当时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教育如果关心学生的兴趣和个性，这叫失去分寸。那么从这个观点出发呢，就过分地批判了儿童教育，我们知道“五四”以来，有一种教育思潮，就是很强调孩子的教育，但是在那几年，认为儿童教育不太重要，儿童教育为什么不重要呢，因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革命战争和生产，所以注重儿童教育是叫“本末倒置”，而干部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干部教育马上可以立竿见影，这是当时的话，认为重视儿童教育是中国封建和欧美的办法，我觉得这也是过分的急功近利了，事实上，它有碍于边区教育的一个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成长。这是我讲的第三点，它的不足。
第四点，过分地强调干中学，学中干。在实际操作中呢，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轻视知识传授。慢慢就走向一个对知识传授的一个否定。发展到个别阶段，个别一个时期，就是完全否定。
高华：在那几年，比如说如果在学校里讲授太阳系，这个不好，思想不正确，为什么呢，太阳系太空洞，跟我们眼前的斗争没有关系。还有讲人的神经系统，也被批评了，说讲人的神经系统叫做教条主义。而且对国统区的教育批判得又过于苛刻了一些，当时批评国统区的教育，说我们国统区啊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教育家，他们引导学生去埋头物理，化学什么这些东西，他们是别有用心的。据有关资料批露，在1943年的下半年，在延安的普教系统，就是国民教育系统，知识教育全部停止，全部转而劳动，以后这种偏差得到纠正。
第五个不足，我们说在当时的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广大教师为边区的教育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说这些教师啊，他们都是教条，又不会劳动，又不会打仗。我们到了60年代这些观点都很熟悉，什么肩不能扛，手不能拎，又不会打仗，又不会什么什么，这是一个60年代很流行的词汇，其实40年代这个词汇就有了。对他们有的时候呢，团结教育不够，批评多了。今天看的话呢，就是对当年这些教师的积极性的发挥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第六个不足，我前面谈到，边区有一个新文字运动，它具有试验性，表达了要帮助人民翻身的美好愿望。但是事实上，让老百姓不胜其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老百姓他怎么会去写那个拉丁字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分的否定，也超越了群众的想法和要求，在实践上是不成功的，所以到了建国以后，新文字就转变为简化汉字，这很好。当时这是一个摸索阶段，到了1944年，1945年，新文字运动就自然地停止下来。那么这是刚才我讲的根据地教育，我肯定它有很大成绩的这个前提下，我也指出它存在的以上的不足。
高华：那么我的最后的看法是，近代以来，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和国家的现代化是紧密联系的。“五四”以来一批先贤先哲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做了巨大的努力，使中国教育的面貌发生重大的改变，对国家的进步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从瑞金时代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在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的道路。根据地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有不足的方面，这些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但是根据地教育又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我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的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参照。这就是我今天的报告。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高华先生。刚才是和我们一起来回顾了在延安根据地时期的教育系统，同时也对它进行了一些评价，这里呢有一些网友希望和您进行一下交流。有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叫做“我爱北京天安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毛去世以后，他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很多次的转变，曾经走下神坛，又走上过神坛，但是现在民众在上访的时候，会把毛主席万岁挂在嘴边，而有很多的企业家，他们也会把毛主席的像供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您怎样看待这些社会现象，认为它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
高华：这个现象我也看到了，我想主要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在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分化也比较明显，所谓出现了这个弱势阶层。那么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对过去的历史记忆啊，他们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历史记忆。毛时代的很多经验被抽象化，认为毛时代非常强调社会公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对我们现实的、目前的一种发展或者是某些不和谐的方面，它只是一个反映。可能这样。
主持人：但是毕竟在毛时代也曾经出现过可能导致了很多人以生命作为代价的事情，诸如大跃进也好，反右运动也好，甚至是文革也好，为什么这些记忆都会被滤过去呢？
高华：我想这个就是他进行选择性的记忆了，因为现实，当下的感受是最强烈的。我们今天生活的主体人群都是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的人，毛时代的，您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他们在那个时候年龄都不大，他们对那个时代的那种记忆啊，不是特别明确，主要是从他们的父辈，爷爷辈那里知道的。所以当下的感受可能是第一位的。
主持人：好，另外一位网友，她的名字叫做“坚定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她说，现在无论是在经济学的领域也好，还是很多社会学的领域也好，出现了所谓的新左派，请问一下您对于新左派的看法，为什么在历史学家当中很少会有新左派出现，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以及文化批评领域当中，会有很多的新左派出现？
高华：为什么在历史学界“新左派”不多，在文化批评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比较多，我想因为历史学，要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一定要从史实出发，我们对过往的历史的发现，了解，必须建立在一个确凿的，经过我们考订的这个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而这个历史资料呢又要有一个平衡性，所以当我们从历史资料出发，从我们经过这个认真考订的这个材料出发，我们看那个时代，就不会简单地仅看看几个符号，我们会看到在这些符号下面存在着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不会简单地，就是对某一个概念就产生了一种完全的肯定或否定，这可能就是历史学界“新左派”不多的原因吧。至于新左派呢，非常复杂，我对这个也没有很多的研究，我不能谈多少，如果说新左派，他们在介绍引进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这个方面呢，可能对我们认识社会啊，认识历史现象呢，有的时候，还应该是有帮助的。至于他的那些总体性的结论方面，我想这个要一个个具体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