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根据地教育的第二块是社会教育，什么叫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就是对底层民众进行扫盲，知识启蒙等等。我们知道陕甘宁边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地区，当时边区的主席叫林伯渠，他在1939年1月有一个报告，他说在边区，在1936年到37年这个期间，边区全部人口是150万人，可是识字率呢，识字率只是1％，有的县，像华池县，识字率是二百分之一，在整个边区，妇女几乎不识字。而且缠足的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知道，中央红军是1935年的年底到的陕北，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还要迟一段时间，因为当时最重要的是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围剿，所以到了37年，38年，这个妇女缠足还是非常普遍。1937年后，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扫盲，开展各种形式的冬学。冬学就是天气冷了，没有什么农活了，利用这个时间学识字，办了各种识字班，把抗战和对底层民众的知识启蒙结合起来。我想它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提出来要消灭文盲，目的是提高大众的政治文化水平，第二，要提高大众的民族觉悟，要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第三要提高大众的民族思想，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使群众学会运用民主的能力和培养民主的习惯，第四，还要增进大众的战时生活知识和一般生活知识，这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宗旨。
高华：那么到了1941年，边区已经办了5800多个识字班和识字组，吸收了将近4万人扫盲，其中许多妇女参加到这种识字班和扫盲组中间去，到了1939年，根据边区妇联的统计，在边区的妇女人口中间，识200个字的妇女已经占到了10％，200字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从来不会识字的懂200个字已经很了不起了，识一千个字就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和社会教育相联系的就是废止缠足。边区政府在1937年7月19号，也就是 “七七事变”才爆发没有多少天，就通过了第一个禁止缠足令，以后在1938年，1939年边区的政府和边区的民政厅又通过两个法令，规定18岁以下的女孩子绝不准缠足，如果违背，她的丈夫和父母要处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是运用政府的力量强制性地进行社会改革。我们知道，在运用群众运动推行这个社会改革，这是当时的一种基本方法，也就是通常说的，一个是宣传，一个是组织。为了废止小脚，各个县区乡，都成立了“放足突击委员会”，“放足突击组”，“放足突击队”，而且还创作了一个歌，叫做《放足歌》。讲得很通俗：“宝塔山，高又高，张三娶了一个李娇娇”，娇娇是陕北话，是说漂亮的女孩子，“眼睛黑，手又巧，可是就是一只小脚像辣椒，地不会种，水不能挑，怕过独木桥，鬼子来了更是跑不了”，就用这种很通俗的方法去动员妇女放脚。到了1939年，在延安市这个裹脚的现象已经没有了，在延安县，在陇东地区，在许多地区，这种裹脚现象已经越来越少，这是我讲的第二块，就是根据地的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有两块，一个是扫盲，还有一个就是和这个相联系的，对旧风俗的改革，我这里稍微多讲一句，近代以来，其实放足，19世纪末，很多人都提出来了，可是怎么把这种新概念，新的生活方式引向中国的内地和腹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上海，苏州，镇江，扬州，很多先进女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不裹脚了，但是到了陕北，它是有一个地理的这个滞后的。
第三个问题，我讲国民教育。1937年以前，全边区只有120所小学，中学生是屈指可数，女孩子读书几乎没有，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在陕甘宁关中地区，有一个县叫宁县，在1938年全县只有一个女小学生，就是这样一个程度，关中地区还是陕甘宁最富庶的地区，靠近西安，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再往上面走那是何等的落后，那么经过几年的文化建设，边区的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发展，1937年就建立了一个师范学校，这个师范学校叫鲁迅师范，在边区很有名，第二年又建立了一个叫边区师范，这是两所边区非常著名的师范学校， 1939年年底，全边区中学生的女孩子是120个，我讲的这是土生土长的陕甘宁的女孩子，不是外地去的女孩子，女革命家。那么刚才我提到的宁县， 1939年是200个女小学生。那么到了1941年，全边区中等师范学校已经有了7所，小学也发展到1300多所，小学生有40000多人。 1940年国民党中统局对延安有一个文化教育方面的调查，他们在报告中也给予很好的评价，它说，在边区改制以前，也就是在共产党没来之前，全边区能读报章的，能看懂政府文告的是凤毛麟角，文盲占人口的98％，女子几乎不识一字，今天呢，文盲已减到全部人口的90％，妇女识字者也逐渐增加，当然和国内先进地区相比难免相形见绌，但是较之过去的落后情况，不能不谓之已有相当之进步也，这是1940年国民党中统局对边区的教育情况的一个评价。这是刚才我很简要地把边区的三个类型的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一般的国民教育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叙述。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根据地的教育，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教育？我的看法是它是战时状态下一种高度政治动员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教育，它实现了从江西苏区战时共产主义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个过渡或者叫转换。我下面对它进行分析。
高华：我们知道中共成立以后就开始办过一些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班，但是在1927年以前，还没有大规模的教育试验，有教育试验，是有了自己的地盘才开始。中共的教育从1927年以后在江西就开始实践了，它的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什么，是和当时的国内的其它地区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是一种叫“阶级论”的教育，也就是相信一个看法，叫做“教育权随所有权走”，教育是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共产党教育观的一个核心观点。从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初就开始形成。由于有这样一个看法，就对“五四”以后的在国内传播的这个自由主义的教育观和“五四”以后的，在社会逐渐发展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都给予一种批判和否定。那么在排拒了“五四”的这个教育观念以后，吸收的是从苏联引进来的苏式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制度，从1927到1937年间，差不多是十年，在江西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它的基本方针就是教育要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要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要和劳动生产相结合，这是江西时代的教育理念。
尽管处在非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还是开展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的试验，瑞金时代，破天荒地、第一次地从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把中国教育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培养干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动员和劳动日常技能训练的叫国民教育系统，第三类是社会教育系统。所以刚才我讲的延安的这三种教育体制，实际上它的母本是来自于江西，而江西呢，它的起源又和苏俄有关系。这三类教育系统，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它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虽然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干部教育系统，在江西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就是当时的中央党校，还有一个叫沈泽民苏维埃大学，他是一个中共烈士，为了纪念他，江西苏区以他的名字命名，叫沈泽民苏维埃大学。
高华：还有一个红军大学，这红军大学名字也很有意思，它是以一个苏俄人的名字命名的，叫郝西施红军大学，郝西施何许人也？他是苏联驻广州的副领事，因为参加1927年的广州起义被国民党枪杀了，为了纪念他，红军大学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培养干部的，当然还有各种的军事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等等，这是它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点应该讲它的国民教育系统。国民教育系统有一个叫列宁高级师范，还有一万多个列宁小学，你们看这个符号，列宁，郝西施等等，那个时期是一个俄化色彩很浓厚的时期，或者我给它一个词叫“全盘俄化”时期。顺便说那个时期的少先队，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洋的名字，叫“皮安尼尔”，就是儿童团，儿童团是中国化的名字，在江西时期叫“皮安尼尔”，非常俄化。我下面讲在江西还有一个第三个系统，就是社会教育系统，社会教育系统在中央这一级成立一个叫“中央消灭文盲干事临时总会”，各个县，区，乡，都有“消灭文盲协会”，在江西时期，这三类教育的大致模型已经出现，只是延安时期把江西时期放在第二位的国民教育系统给它拉下来，把社会教育系统提上去。那么我这里还要提一下，我为什么说它是从延安时期，抗战时期，根据地教育实现了一个从苏式的共产主义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转换，在江西时期，由于国共处在尖锐的战争对立，所以在教育的内容方面，除了政治动员以外，在教育对象方面有不少限制，因为它奉行的是“工农子弟优先入学”的方针，地富子女只可以读小学，不能再升学，这是明确规定的，再一个，在江西苏区是禁止私塾先生，禁止传统的旧学，对老师的阶级成分和思想的那个正确性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我说它是带有共产主义特点的共产主义式的教育制度，但是到了延安，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首先在继续坚持阶级论的教育观的同时，把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大增加，这样就和国内的、大后方的主流的教育思潮发生了一个联系。第二点，对教师的要求有所松动，在江西时期，对教师要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延安时期，只要你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继续可以教书，那么旧学，私塾，可以保留存在，显示出松动。再一个，地富子女也可以读中学。那么在教育理论方面，我想这个时期很重要的变化就开始有比较多的中国的民族特色。
高华： 1942年4月份，《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它强调共产党在根据地办教育当然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在站稳立场的同时，也应该从中国的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吸取养分，这是一个新概念。这个变化就是在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仍然是边区教育基本精神的时候，进行了政策上的若干调整。阶级论的教育观，当然在延安时期它是继续存在的，这个主要体现在是把教育的类型进一步明确化，就是干部教育是第一位重要，社会教育是第二位重要，一般的国民教育是第三地位，这个主要是从当时的政治动员，以及这个政治功用这个方面来进行这样的分类。根据地的教育可以和“五四”教育发生会通的主要的是社会教育，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对底层民众进行的这种知识启蒙，以及一般的生活技能和知识扫盲这一类，这个差不多可以和五四的这个平民教育等等啊发生一个关系。前面我说根据地教育，第三个特点是它的试验性，今天可能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在1939年，边区开始了一个对中国文字进行大规模改造的运动，这个运动叫新文字运动，那么这个新文字运动是体现了共产党的一个激进的社会改革理想，它的主要领导者是吴玉章先生，吴玉章先生我们知道，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他早在20年代后期，就在苏联的远东地区进行了一个关于汉字拉丁化的这样一个试验，他的基本思想是认为，要把中国的底层劳动民众彻底解放出来，使他们在知识上翻身，老百姓学习文字太困难，所以应该用拉丁字来代替传统汉字，这是吴玉章先生的初衷。1939年吴玉章先生回到延安，他的想法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所以从1940年开始，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地就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新文字的改革运动，为了培养干部，在延安还专门成立一个学校，叫“新文字干部学校”，还办了一个报纸，这个报纸叫《新文字报》。什么叫新文字？新文字就是以北方话，主要以山东话的发音，用拉丁字来注音，所以它有个专门词叫“北拉”。
高华：我想这是很激进的，非常激进，所以很有意思：一方面在1938年、1939年以后，边区越来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它似乎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太一致，他居然把中国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的汉字都要废掉，当然他的初衷是要彻底解放底层的劳动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