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欢迎走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以及上海教育电视台的《世纪讲坛》。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是由两家电视台联合录制的。
几年以前，《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在香港问世，很快地它就成为了所有关心中国政治，关心中国历史的人所最热衷的话题。有人评价说，这本书凝聚了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时代所进行的理性的思考以及心灵的体验。也有人说，这本书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且通过这样的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高华先生。欢迎您，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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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高先生我想，可能很多人提到您的名字，一定会提到这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所以大家也一直都特别想了解一个问题，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延安整风这个事情开始感兴趣的？
高华：其实应该说还是对历史感兴趣了，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是从六十年代初就进入小学，那是一个理想主义高昂的时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经常能感觉到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对流，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生活中，在我们的学习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的历史，过往的那些因素，经常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浮现，这就促使我对过去的那些历史，特别是对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产生一种兴趣，再一个呢本身就是我比较喜欢读历史书，历史上许多场景是那么波澜壮阔，令人回肠荡气，有的时候也让人扼腕叹息了，就是喜欢历史，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了。
主持人：其实对于您小时候的事情，我读过您那本书的后记，也有一些印象，好像您从小就是一个对政治特别敏感的孩子，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就每天去看参考消息，是吗？
高华：那个年代呢，今天看很多青年人可能会觉得很好奇了，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一个政治意识过分发展的那个年代，所以青少年很自然地受到那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看那个《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些革命的回忆录，也看《南方来信》，还有一个南越的一个革命战士，叫《阮文追》等等，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生活在那样一种氛围中间，我读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每天看报纸，以后就成了一个习惯。
主持人：看报纸当中的哪些事情呢？
高华：都看啊，国内外的新闻，我记得1966年的7月16号，毛主席横渡长江，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当时看到的这个《人民日报》和各地的地方报纸，都是通栏标题，“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这个标题到现在我还能记住，所以生长在那个年代，我想不仅是我了，那一代人啊，都会受影响。
主持人：除了情感上可能会受到那种革命激情的影响，真的看那些回忆录，关心那些国家大事，还是一个孩子，能理解吗？
高华：我记得大概1965年的时候，我动一个小手术，住在儿童医院里面，我带几本书，有一套《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个讲德国共产党的一个革命烈士的故事，叫《前列》，我到现在还记住书的名字。那个护士小姐非常吃惊，她说这个小孩怎么这么老人头啊，老人头，这个，这点小就看什么《毛选》，其实也没有人，哪个人叫我去看了，是自己，就是愿意去看。
主持人：1965年的时候，高华先生是十一岁，就是十一岁的时候在读《毛选》。那个年龄读《毛选》，读出了什么心得体验？
高华：首先是很有意思，就是毛主席的书真的是比较通俗易懂啊，还有一个，我在读这些书之前啊，看到很多的这些革命回忆录啦，报纸啊，所以已经有一些理解的基础了，至于什么心得体会，还谈不上，就是把它当成历史书来读，特别喜欢读毛选中间的，那后面的注释。
主持人：为什么对注释那么感兴趣呢？
高华：因为注释它是含量大一些了，它对很多毛主席著作里面提到的东西了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比如说什么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发生在哪一年，哪一月，它大致的经过是什么样等等，所以我觉得它透露的历史的信息量更大一些。
主持人：接下来您做工人的时候，还是这么爱读书吗，爱读历史？
高华：是的，我是16岁半就做工人，做了8年工人，因为平常比较喜欢看书，当然那个时代，看书很困难了，我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一个是我家的附近有一个中学的留守处，这个中学搬到农村去了，它的书呢都存放在这个留守处，那个看管书的一个老先生呢，对我很好，他每星期让我进去一包一包地拎书，所以我看了很多书。那么还有一个呢，1971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些在文革初期已经关闭的图书馆，在1971年以后局部开放，所以我在图书馆里办了一个集体读书证，借了很多书，我当时借的这些书，我到今天还能记得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借那个什么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可是我们当年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非常高，他们觉得这个不对头啊，一个年轻人，一个工人，怎么看孟德斯鸠，你做钳工，你就应该看什么“钳工技术一百讲”，就是为革命的工作而读书，所以他们不久就打电话给我的单位，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什么问题，以后我们的老书记还找我谈话，我们的老书记是个女同志，从苏北革命根据地过来的，哎呀，很厉害，当然她没有过分为难我，她说你不应该看这些书啊，应该多读《毛选》啊，多读马列著作等等，其实马列我都读的，什么《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等都读，有一次我们单位在批判陈伯达，在学习那个中央文件，当时中央对陈伯达有一个判断，说陈伯达是“老反共分子”，“托洛茨基分子”。我们单位组织讨论，其实我知道托洛茨基，因为我家有一本《联共（布）党史》，文革期间，我已经看过好几遍。
高华：那么我就问她一下，托洛茨基是谁，为什么说他反动，我们那个领导，她的回答很简单，她说托洛茨基是个反革命，陈伯达支持托洛斯基，所以陈伯达是个反革命，你为什么问这个，她很警惕。在那个年代，我因为喜欢看看书，其实我也没有影响工作，领导不太高兴，虽然他们没有特别为难我，但是还是有一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我记得1971年林彪事件之前，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坐敞篷车接受南京市革命群众的欢迎，我那个单位临街，因为我的父亲是右派，虽然我当时只是17岁，我就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的那个欢迎行列，把我叫到楼上去，和哪些人在一起呢，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把我们集中在小房间里，叫我读报纸给他们听，西哈努克到南京来访问，我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什么欢迎，但是每一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都要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对头啊，怎么每一次公判大会都让我去呢，市里开的大会叫我去，区里开的大会也叫我去，我心里很不舒服，于是我就请病假，以后每次我都请病假，我就不去了，当然他们没有特别为难我，病假就病假吧。
主持人：那您这种特殊的待遇，您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您的家庭出身问题呢，还是因为您自己常常去看一些被领导认为是不应该看的书？
高华：我想主要是家庭背景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主持人：家庭背景能跟我们简单讲讲吗？
高华：我父亲被打成右派，虽然1957年他没有对党有任何批评的话，可是因为他过去是地下党，所以就被打成右派了，那么这样的一种境况，当然对我的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是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家里面都是正面教育，什么听毛主席的话呀，要好好地学习报纸等等，但是呢这个在学校，我记得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1966年10月1号，我们的同学都能去参加国庆游行，但是我是不能去参加游行的，因为你爸爸是右派等等。所以社会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但是好在，第一个，我在单位里工人师傅对我不错，他们都很好；再一个呢，我的性格比较乐观，我并没有因为受到政治上的歧视而特别的沮丧、内向，没有。
主持人：也许是您的成长经历，也许是您当时的家庭环境，促使您后来喜欢去研读历史，喜欢去关注一些可能跟政治上比较有关的一些话题，后来您写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一直有人问说，这本书出版了之后，有没有对您个人有影响？
高华：我觉得没有什么， “三中全会”以后，就是咱们的国内的整个气氛和环境有变化，我觉得我写了这本书并没有对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主持人：可能您学生的看法跟您不太一样，因为据我所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高先生的资料，原来在南京大学的时候，高华先生应该是很受学生的关注，而且呢甚至有些崇拜，所以学生会记录一些高华先生在课堂上的细节，在网上，我也因此看到了一些，这里跟您求证一下。有一位学生呢说，有一天晚上，高华先生在大课上讲到反右运动，到中途休息的时候，高华先生突然冲下了讲台，到第三排的一个学生面前找她要证件，后来呢结果这个课结束了之后，高华先生跟同学解释说，因为看那位同学呢长相可能比较成熟，比较像公安，而且呢在这个课桌上还放了一个随身听吧，以为是在录音，所以同学们就感叹说，高华先生在上课的时候实在是太紧张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