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延安实际上正经历着一场思想和组织的整顿。两个重大事件是，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完成了组织结构的大调整，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

此外，1942年到1944年，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造工程。夺取政权以后十余年，类似的主题多次出现。

这场在抗日战争的紧张时期进行的思想运动努力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最终的批评对象是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如果概括说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那么，1943年的延安则是下了一场疾风骤雨，尤其是对于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和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都无不经历了一场“审干”的“洗礼”。毛泽东给远在太行的彭德怀发去电报指示道：这件事情搞好了，“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

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强大的运动惯性下，审干一度滑向对“失足者”的“抢救”。一年后，毛泽东主席向被错整的同志脱帽致歉。后来的人们回忆起当时“灵魂搏杀”的场景仍惊心动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连同自由主义都被延安人从思想上“洗刷干净”了。运动的另一个成果则是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共产党内的思想组织取得了完全的统一，“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

1944年到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记者也有同样的感受，“同一个问题，问二三十个人，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对于国内外人物的评判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一般准确。”在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生活下面，延安似乎过于呆板，缺少了某种气氛。“延安的作家，有几位的文艺修养是可以在任何讲坛上立足的，可是在交谈中，绝对不提及外国某作家或某一派的文艺理论所谈的，只是谈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谈的。”

“毛泽东思想”也是在1943年被唱响的。毛的领导才能已经得到全党的一致公认。看得到的现象是，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合，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春节延安书店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超过其他要人图像的两三倍。

尽管外部人士对延安精神思想的自由程度有着一些疑虑，但无庸置疑的是，1944年六月和七月，也就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之后，相继到达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都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

1943年5月，毛被告知共产国际即将解散。不再是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充满信心，专心致志地实现中共未来的革命目标。

此前，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在他那个只有一个大炕，一张木椅、桌子、一条木凳和一盆木炭的窑洞内，阅读了大量列宁斯大林理论和哲学书籍，然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构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毛分析说，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生的……是中国古老社会的孪生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抗。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是合理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两步走，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这是为中共夺取政权的理论根据。

1944年4月12日，毛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召开。毛在会上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这本书是《论联合政府》，是和《中国之命运》相抗衡的另一种执政思想。“两个太阳”的较量一直就没有停歇。国民党方面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中心”，而共产党则“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但是，双方的力量正在此消彼长。当1945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91万人的时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被添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变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年以后，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