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及写作：向郢（《南方周末》记者）
学者：南京大学
1943年这一年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佛观忧心忡忡的一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信心满怀地对他说，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
毛针对的是蒋介石在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此书一出，国民党的反应一片叫好，但是在延安呆了大半年，亲见了共产党励精图治的徐佛观却十分担忧。当年10月他返回重庆后呈上的延安印象意见书被蒋介石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在五十年代后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的徐佛观（此时已改名徐复观）那时已经预见到了一个不祥的结局：“用武力（对付中共），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乐观。”
很多人都说，二次世界大战时侯的延安是一个人人向往、充满阳光、愉快和睦的地方。
黄土山坡上成排的窑洞，山坡中间流淌的延水，还有山顶上的古塔，这些已成为革命意识形态象征符号的地理剪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经典画面。在长征结束之后，延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个陕北偏僻山沟里的粗糙简单的集镇。300多家门面至少有50家是打铁铺。商店里只有日用品，橱窗纯粹是摇鼓担式的。一些急奔而来的城市青年，在兴奋激动间还听见了打铁铺传来的叮叮当当声，和骡马粗糙枯哑的嘶鸣声。
但是，细心的人都能看出，这个红色根据地又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社会。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想到，仅仅数年之后，这个地方发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就将被发展、推广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原来较为简单的党的机构和政府组织的建制日渐完善。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延安设有不同的部门，如军事、组织、宣传、统战工作、敌区工作、工人、妇女等10余个部委，同时还领导着晋绥、太行（晋冀豫）、晋察冀、华中、山东等五六个战略根据地，1943年这些根据地都实现了以大区负责干部为中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由他们担任书记的各中央局对其所属的根据地的党政、军事、财政、群众等工作进行具体管理。
尽管边区政府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但它在政权组织形式上的灵活性又加强了中共在边区的群众基础。
在边区、县、乡三级政府的参议会中，中共党员只占其中的3/1，剩下2/3由非中共人士担任。据此前后来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称，“参议员全部是直接民选产生的。”烧香窟窿，数豆豆这样一些通俗的办法被不识字的农民用来代替写选票。党主导下产生的各级参议会再选出乡县和边区的委员和乡长、县长及边区政府的正副主席。当时，中共元老林伯渠和谢觉哉出任了边区政府主席和参议会主席，从前清走来的慈眉善目的老人的亲和性无疑加强了中共和非中共人士的团结和合作。在农村基层，日常事务由乡长、文书和自卫军连长组织政务会议讨论，重大问题则开一揽子会，劳动英雄、变工队长等一起参加。
减租减息由此得以展开。所有被评估后的土地按照富农、中农、贫农的等次，重新平均分配。获得土地后的农民埋头垦种。
与此同时，驻扎在延安的边区政府机关部队学校的干部战士和家属，都投入了紧张的生产劳动。当时每天的解放日报第二版披露的十有八九是生产消息，谁半夜就上山开荒，谁开荒多少，谁打破记录，谁家的婆姨又纺纱多少。“跟着看齐”、“挑战”、“热火朝天”等词汇充满动感。有材料说，“大生产运动”以前，陕北一带过去的衣料全是从外面供给的。自从提倡妇纺后，民间手纺车已达12万架。这个生产运动帮助边区政权克服了百团大战和皖南事变，以及1941年的农作物歉收后的危机。
农村开始呈现出集体经济的特征。边区的35万劳动力有1/4进了变工队。旧时农村分散的劳工互助形式成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土地、人力、畜力和工具的结合和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了解集体劳动互助合作好处的农民被进一步提倡融入集体化的农业经营体系。
在六七十年代被推广的合作社实际上在延安时期已经承担起整个边区农业经济流转的职能。634个集体性的经济组织管生产、消费、运输、农贷、移农、经理公款、代收税金和婚丧贷款，无所不包。农民被允许以实物和人力、畜力入股。于是，在吸收民间游资，保障生活必需品的同时，合作社还发展了民间副业，并利用资力帮助就业。
于是，无论是美国观察团还是战地记者们，都直接从外观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差别：享受着实物供给制和生产运动果实的延安战士们看上去精壮而整洁，穿着合身的军装。而国民党方面，尽管美国装备已相当可观地改善了一大批政府军队的状况，但士兵的生活依然很差，他们的军装都是用廉价的、质地很薄的布制作的。
徐佛观忧心忡忡的是，边区这边是朝气蓬勃，人心昂扬，而重庆那边却是日益腐败、精神消沉。
尽管1943年时候边区的土地、人口都没有扩展，但全国范围内的人心向背已经开始发生意义深刻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