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林的观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谈乌托邦主义的时候,一般不谈毛的那个强烈政治性这一方面,就是人民公社平均主义,什么张鲁,五斗米教一类,就这个而谈这个。毛肯定是一个大政治家,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人,没有政治上的这种优势地位,没有他的绝对的支配性权力,他怎么实现他的乌托邦呢?这两者之间关系到底怎么样呢?
第四个方面,是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问题。这是一个最近几年才谈的问题,这个讨论,可能是从去年从哈佛大学开始的。哈佛大学
第一,中国与世界的广泛,密切,日益加强的联系,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外国对中国的全面的影响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在他看来,最近这一百年,有三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俄国、美国、日本,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美国的影响比较好。关于俄国的影响,八十年代以前,中外学者一般注意的是中国的情况和俄国情况的差异的问题。现在潮流变了,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今天,人们更多的关注中国和俄国在体制上的相似性的问题。原来是研究差异性,现在研究相似性。当然这里有更复杂的背景。
第二个趋势,是中国的工业化。
第三个趋势,就是中国的统一,疆土的完整和国家安全。
柯说,二十世纪中国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虽然受到一些阻碍,但是始终是存在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公民化程度的提高问题。
柯说主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趋势。他有几个指标,他认为毛的体制是中国历史类型和斯大林模式的混和物,而斯大林模式他是否定的,他说这是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模式。而最近二十年,中国的领导集团是顺应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这是
我想
第五个方面,也是我们国内这两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大跃进”,是否体现了后现代的价值?“文革”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意义等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从今天的角度重新肯定毛泽东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好好研究。我们检讨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来,毛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是在60年代初中期集中表达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如果哪个人对支部书记提出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反党反毛主席”,当时的说法是,毛主席的领导不是凭空的,而是由各级党委来体现的,所以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就是反对毛主席。而毛并没有出来纠正这个情况。60年代初,毛提出很多重要的看法,如“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大官和小官的矛盾”等等。这正是毛和刘少奇矛盾逐渐激化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文革”中的大民主,这个大民主究竟是什么回事?我想还是“奉旨造反”,群众性造反,都是在毛泽东的划的框架下面进行的,离开这个框架,立即会受到制裁。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那种离开当时历史条件,全面肯定文革和毛在那个阶段的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我认为是很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