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后,和中国的情况相对照,从整体上看,西方对毛的研究兴趣,已经大减弱。应该说,对毛的研究,现在在西方早已不是热点。当然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到毛,但是今天西方学术界对他已经没有兴趣。(许纪霖:对毛的研究是冷战的产物,现在冷战结束了。)可能和这有关系,西方人的研究有强烈的现实功利的导向,这是没问题的。虽然对毛的研究已不热了,但还是有的。美国前两年出版了两本书,《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作了报导,一本书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的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写的,他的很多书都翻译成中文了,这本书还没翻译,名字就是《毛》。最近我们国内出版了他的《上帝的儿子洪秀全》。还有一本是美国的一位资深新闻记者菲利浦,利用大量的材料写的《毛的一生》。这是最新的体现西方对毛看法的两本书,但是我翻了一下,觉得这两本书信息量都不是很大。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毛的研究的概况。
第二个问题是几个涉及到毛的重要观点,这主要是在我们国内和华裔的一些知识分子之间讨论的,西人现在的兴趣不是很大。
第一,是毛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80年代在我们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讨论。这个讨论在1988年1989年初曾经一度升温,我印象中,当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还出过一个讨论的专刊,有一个专门的报道。但是这个讨论在1989年以后马上停止了。(许纪霖:这里插一句,关于毛的民粹主义最早是谁提的呢?是华东师大的一个学生,叫王申酉,他在1976年的时候就讲毛是农业社会主义,那时候不叫民粹主义,四人帮粉碎后王被枪毙了。)这个名字我知道,我看过以后发表的他的文章,他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四人帮倒台以后被枪毙了。80年代初期,我们南京大学学报当时的主编蒋广学写了一篇谈毛的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受到中宣部的严厉批评。这个讨论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曾经一度提出来,以后又重新讨论,再被停止,这和当时的大的背景环境有关系。到了1998年,中国社科院的前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同志在一篇长文中又重新谈这个问题。胡绳是党在社会科学战线的重要的领导人,当然他也是一个学者。他的这篇文章出来后引起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很严厉地批评胡绳是背叛马列主义,背叛毛泽东思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但是由于胡绳的重要影响,在这以后,民粹主义多少可以谈一点了。
第二,是毛泽东的“反智主义”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反知识、反智,鄙视,打击知识分子是毛时代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这个问题从历史和思想的层面谈的比较早的人,还是海外的华裔学者
第三,毛的乌托邦主义的问题。我们在总结50年代后期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在谈“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们都会用这样一个概念,例如:毛泽东的乌托邦,毛泽东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天堂等。现在不少学者都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完全是权力斗争,毛主席要用他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来改变这个社会等等。这就提到了乌托邦主义的问题,在这种言说中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林毓生认为,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政治化的特点。这种主观性和政治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全权主义,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全能主义,这是政治学的一个概念。毛的全能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现象,大大超过了中国过去的传统政治,它的任意性和强制性都超过了前者,“尤其过之”。具体的特点是:第一,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悍性,这种强悍性用林毓生的解释叫做“自行其是,不受约束”。第二,是“千年福音式”的,他解释是,认定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比你在道德上更优越,更神圣,具有一种高度的道德自信心。第三,是政治性很强,毛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动员舆论、组织群众运动,谋求当下实现他所理想的共产主义天堂。他说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和其它乌托邦主义在性质上和内容上都是不一样的。正因为许多其它类型的乌托邦主义理想过高,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实。什么理想国了、太阳城,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实。而毛的乌托邦是强悍的和非常政治化的。他相信自己有一种巨大的的历史使命来解救人民,他又确实知道如何运用政治在当下落实他的崇高理想。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性,它永远只是一个高高的理想。毛则有一切政治化的手段,可以使它在人间落实,使人间变成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