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也
先讲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对毛泽东的研究几乎是没有的。个别的像李锐同志,在50年代初,他曾经做过毛泽东早年活动的研究,也出了一本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当时就受到海内外的普遍重视。可是李锐同志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这本书就没再发行。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满怀虔诚,满怀崇敬的心情来研究毛泽东的人,往往也会遭遇到不测。做毛的研究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高危险性的事情,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常识。
1979年以前,国外对毛的研究,是和当时的世界潮流以及冷战格局有关。1979年前,咱们国内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国外一些研究也有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到了50年代后期,6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了,反共原教旨主义逐渐式微,自由主义学派成为主流,他们主要关注毛主义和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的问题。1969年以后,从西方研究毛的自由派中间分化出新左派,他们对“文革”,对毛泽东晚年的举措,都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例如日本著名的井上清教授这样的一些教授的研究,对当时西方青年的反越战、反西方主流体制的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自由派的研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两国的互相接近。这个所谓自由派就是哈佛大学以费正清为代表的那个流派。
前苏联在1979年以前,他们也从自己的角度和需要对毛泽东进行研究,前苏联的毛研究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中苏关系破裂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决定成立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远东研究所根据政治的需要出版过一些出版物,其中不少作品都涉及到中苏两党两国交往的历史,反映的是当时苏联的解释和看法。他们在60年代对毛泽东的看法是,认为毛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农民革命家”,或者叫“半托洛茨基分子”。这是当时苏联对毛的基本看法。
我想1979年后,咱们国内兴起对毛泽东的讨论,主要是和反对“两个凡是”,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的,主要集中探究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文革”和五十年代后期的一些错误,它的导向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也是我们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看过的是李锐写的那本《庐山会议实录》。这虽然不是一个研究成果,但是包含了大量的丰富的珍贵的史料。比较有深度的具有学理性的研究,应该是在80年代中后期才产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和《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厦门大学
90年代中后期以后,有关毛的研究和叙述重新活跃起来,这可能和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化等情况有密切的关系。这里又可分成几种情况:在某些人那里,毛泽东又被重新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某种符号象征。比如我们都听说过的《切·格瓦拉》,在这部剧中,毛泽东重新被描绘成为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符号。在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对毛思想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只是学理性比较强的这样的研究不太多。第三个方面,我们可见的是一些秉持民间立场和角度的叙述,这是一些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与某些专题研究相联系,又涉及到毛的叙述,其中有一些是个人的回忆。
这样的作品在90年代中后期就陆续出现了,而这些个人的回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叙述大概的特点是,都不同程度地触及到毛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所具有的多重面相的问题。我们过去可能只看到毛的某一个面相,可是他还有其他的面相。这些叙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始重视研究或反映毛和由毛主导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对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影响,这是我认为特别应予以注意的,或者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种研究趋向。这种叙述不单纯是研究毛思想,诸如毛思想有三个特点五个要素,不是这样的,而是谈他主导的那个时代对普通人生存的重大影响的问题。这是过去我们在研究毛的时候很少注意的问题。以前人们只研究毛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面,可是对在他主导下亿万人民的生活,亿万人民的生存状态,都没给予特别的注意。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人们开始注意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近几年,对毛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