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近年因为出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而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关注。１２月１２日，他接受了《凤凰周刊》的书面采访。

　　《凤凰周刊》：毛去世以来，毛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几次阶段性转变，８０年代走下神坛，９０年代又走上神坛，“红太阳“唱遍全国，几乎全国的汽车司机都挂毛泽东像以辟邪，这透露了怎样的社会心态？社会各阶层对毛的态度有什么差异？

　　高华：国内崇毛热的再次升温有两个背景，最重要是与近几年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分化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越益突出，出现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在当前加速企业改制、推进民营化的经济转轨阶段，改革初期蒙受利益的工人大量下岗，毛时代城市人员的社会福利待遇大幅缩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民众医疗和教育费用激增；三农问题严重；干部腐败现象久禁不绝等等，上述种种情况致使广大中下层民众普遍有公平缺失的心理感觉，故而“合法的”，顺着主流叙述对毛的赞美，怀念起毛和毛时代，用崇毛来表达自己对现状的批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或听到，诸如下岗工人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在当地政府门口请愿的消息。民众对毛和毛时代的怀念是情感性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有选择性的记忆，毛已被抽象成体现“社会公正”的价值符号，而与此符号相违的历史事实，如“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都被过滤了。

　　其次和多年来主流叙述对毛和毛时代的全面肯定性的宣传有关。进入九十年代，国际和国内的环境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虽没有正式宣布修改八十年代初的《历史决议》，但已不许批评毛，也不主张研究毛时代的一些缺失方面，对“文革史”研究，事实上已被划为禁区，气氛已经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成为主流。和这些相配合，在所有大学，停止1985年开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门课有比较开放的内容设计。而以后新设立面对所有大学生的统一必修课“毛概”（“毛泽东思想概论”），内容则较为单一。这种持续性的宣传建构了一种“毛和毛时代光辉正确论”， 已在社会上的广大人群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效果。一方面，许多大学生对过去的历史很不了解；另一方面，“光辉正确的毛和毛时代”成了他们臧否人物，衡量今天生活的一把标尺，例如，在一些高校的BBS上，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否认有过“大饥荒”的历史事实，支持文革，支持毛整治彭德怀等等。

　　《凤凰周刊》：李慎之、李锐等自由知识分子对毛一直抱反思的态度。部分民族主义者、“愤青”和海外华人为什么会轻易忘记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苦难，而继续陶醉于毛的领袖魅力？

　　高华：在对毛和毛时代的看法上永远是有歧义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看法，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在执政者，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对毛看法上的基本一致，今天已不复存在。知识界对毛的态度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其间有两种叙述和认识的态度：一种对毛的认识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以及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另一种是超越历史事实和资料，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后者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被称为“新左派”。

　　“新左派”的一些学者，在论述他们的主题时，都援引西方新左的叙述，高度肯定毛和毛时代（“新左派”有很复杂的光谱，我在这里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不是要具体谈“新左派”）。他们说，要发掘那个时代的积极价值，现在这种看法越来越流行。毛泽东又被重新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捍卫社会公正，反对精英文化，关怀底层群众，对抗外国霸权的符号象征。他们有几个重要的观点：

　　（1），“强大国家论”。他们认为，在毛时代，中国实现了真正的自主和强大，中国需要毛泽东。

　　（2），“死人值得论”。“死了几千万，是中国强大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当年蒋介石还不是为了抗日炸了黄河吗？”

　　（3），“毛时代社会公正论”。

　　（4），“反右、大跃进、文革值得肯定论”。

　　现在“新左”已进入学院，批评毛和毛时代，常会被指责为“冷战思维”，“右派思维”。“新左派”多不是历史学家，基本在文化批评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凤凰周刊》：毛的魅力到底是什么？

　　高华：毛是历史上那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谓“君师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无敌手，即便应对世界超强苏美两国的领袖，也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松的觐见，此正适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华夏中心”的心理。中国农民不理解，也不会接受华盛顿，但肯定敬畏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的许多情况下，统治者越强硬，统治手段越凌厉，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当然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为中国人只崇拜强者，胜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统治风格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