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急剧转变，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党内又就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毛泽东陷入了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困境。
1937年 8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战时机全力发展中共及其武装、八路军以游击战为其主要作战方式、将军队主要力量用于开辟敌后中共根据地等一系列主张遭到中央核心层部分成员冷遇，周恩来且带头对毛的主张表示异议。这是遵义会议后，毛在中央核心层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运动游击战”方针受到军方领导人的一致拥护，毛面临军方与其疏离的现实危机。
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央转变方针的重大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王明且以天子门生自居，口衔天启，传达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受到周恩来等的一致拥戴。周且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批评毛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和政治局内的一致声音，毛泽东虽然隐约其辞，但最终取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一致的立场，对王明的新方针随声附和，此亦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王明返国对毛泽东造成的冲击既深又远。1937年12月后，在中共党内事实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响相对下降。1937年未至1938年夏，这是毛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此话可能言过其实，但其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
虽然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罢休， 1937年底至1938年夏，毛韬晦养气、进行各项准备，为挽回颓势竭尽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项准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便无法在新的形势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这一套概念系统，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魂。
此项工程难度甚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1935年前，毛尽管已萌生种种想法，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只是到了抗战阶段，当毛已研读了一批列宁、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概念化。与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论思维的活跃，促使他创造出几个极具攻击力的概念术语。
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中全会，就此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将其“道”在全党和全国完全公开。毛正式亮出自己的旗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共在抗战中获得正当性，也为夺取“解释权”走出关键的一步，毛明确表示，中国不仅从马列主义，而且还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大的方面而言，即在于他吸取、运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沦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和色彩，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毛抓住“中国化”的旗帜，立时使王明等陷于窘境而无以自拔。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召开，终使毛正式成为党的领袖。会后，毛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此时的书记处类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度与王明合作的周恩来旋即离王而去。毛与周再次走到一起。
（三）
从1935一1938年，经过 4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完全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中共理论和思想宣传部门仍控制在留苏派的手中。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亳无办法。
1938年10月，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1938一1941年，学习运动并没有使毛满意,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 “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
毛的概念全面渗入党的思想、组织：
1） 农民 ；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最具革命性，
2） 知识分子；
他认为，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很重要，但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因此需要长期改造思想，毛以后对国共斗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
3） 对理论；
毛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
4） 对个人与集体 ；
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
毛抓住几面旗帜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反帝反侵略，开展底层革命，
1， 民族主义 （抗日，以后又反美），
2， 平民主义 （穷人的党）
争取广大底层民众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数，
3， 高呼民主主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新民主主义 ，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欢迎外国资本 ，争取国内各阶层的支持，抗战胜利四年后，打败蒋介石与国民党，夺取全中国，
毛的成功取决于他抓住了两个大问题：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至高点，毛的成功取决于他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几个基本问题所作出的有力的回应：
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即 “反帝反封建”，孙中山的反应是：创建三民主义，发动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败，关键是对底层的改造着力不够。
毛的反应是：
1、通过对马、列、斯的转换，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完整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中共提供了意义和价值，
2， 灵活的革命策略，
3， 高度重视军队，
4， 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和组织的统一，
5， 发动底层革命，
6， 他个人的特殊禀赋：军事学高明和熟练高超的政治谋略, 毛虽不是学军事的科班，这点他特别得意，自称是“绿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