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面临的两个问题
1、 如何对付国民党？
2、 如何进行党内整合？
毛在1938年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对党内进行统合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毛所认为的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一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著称于中共党内，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 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为便于“应付紧急军事行动”，重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洛甫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这样毛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毛与周角色的互换对毛有重大意义，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事实上他己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一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大政方针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组织机构变动频仍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莫斯科和中共党内的压力下，毛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再继续然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催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更无法打破今毛感到压抑的、弥漫于中共党内的浓厚的俄化氛围，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的改造。
一向末被史家注意的1937年的刘、洛之争对中共历史有着重大影响，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中共1927一1937年的政治路线及是否改组中共领导构成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点，但囿于党内的强烈反对和洛甫激烈的抵拒，毛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述他个人对十年路线的总体看法。刘洛争论虽以洛甫意见占上风而告结束，但毛洛联盟从此正式解体，而毛刘长达 30年的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次争论而告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