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有关毛泽东的叙述，是一个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有关毛泽东的研究已经越出学院的范围，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社会背景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对毛的叙述，有时，这些叙述是和具体的历史事实相联系的，有时这些叙述只是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而不一定要有具体的历史事实作基础，也就是说，把毛已抽象出来，成为一个符号象征。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毛对中国的影响有何等深远，尽管他已去世二十七年，中国的情况和他离世时相比，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是学历史的，应该比较客观，但即便这样，不同的历史学家，他们的有关对毛的叙述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原因是不同的历史学家或学者，他们有不同的评价系统，再有，就是毛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有着不同的面相，梁漱溟先生就说过：“毛泽东不是一个，而是变化中的许多个”，当我们只看到毛的一个或几个面相，有不同看法，发生争论就在所难免了。对于毛，自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角度，这些不同的认识角度构成了一个很宽大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毛泽东这个在二十世纪中国舞台上极其重要，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我只能从自己的认识角度，就这个问题粗线条的谈一些看法。

（一）

我谈的主题或一个基本线索是：毛泽东的崛起和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中的毛的因素。毛在晚年对他一生的事业也作过自我  评价：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日本人打败，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二是发动了文革。对第一件事，没有人反对，第二件事，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毛在中共崛起与他是中共最有名的军事领袖分不开的。1927年9月之后，毛上山，但是当时中共党人上山的也很多，毛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第一，他做的最成功，第二，毛不仅仅是军事领袖，他在政治上也有许多见解，1928——1930，毛在赣南和闽西开创出一片新天地：这就是以共产党军队为中心，发挥政治动员的巨大功能 ，开展土地革命，争取底层群众支持，创建中国的红色政权。而他的基本的政治态度和领导风格也在这个时期的浮现了出来了：

1，         重视革命暴力， 强调革命专政对于无产阶级反抗和夺权的极端重要性，

2，         有一套改变中国的大见解，随形势变化而变化，从不放弃，

3，         重视动员底层群众，

4，         非常现实主义，

5，         强势的领导风格，

这五点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逝世，基本没有改变。

1928年后的上海中共中央：

1、         以城市为中心，

2、         对毛乐观其成，

虽然有时觉得毛偏离“正统”，但基本上对毛是肯定和支持的， 1928年 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毛缺席仍被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后，因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上海中央向江西转移，1931年底-1933年春，上海中央到达江西苏区，

与毛的分歧冲突加剧：毛的军事路线与中央的军事路线的分歧是最重要的；其次，党中央要树立新权威而对毛加以防范，

中央的路线是“进攻路线”、“阶级决战”，

毛的军事路线：敌强我弱，要有长期的观点，要避实就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大幅度前进，大幅度后退，不以一城一地为目标 ，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毛的这一套确实很成功，将国民党军的几次围剿都打破了，创造了“以少击多”的典范，

留苏派在周恩来等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二十多个县建成，但由于没有军事上的成功，蒋介石以“步步为营”、“碉堡政策”逐渐蚕食中央苏区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损失惨重，到了遵义，为了党和军队的生存，领导层决定开会，也是毛有意促成的。他有句名言，当仁不让。在这次会议上，毛分化了国际派，争取了周恩来，毛重新进入核心层，毛这时的权力还是相对的，尽管他已成了最重要的领袖之一。毛泽东以后说过，他这个人是 “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并被大家捡了起来，果然遵义会议后，他立即就行动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