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侵，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

   马克.布洛赫所说的这种看法,非法国独有,中外皆然也,无他故，即认为“对最近的事件不可做出真正客观的研究，只因为它们是最近发生的”，换言之，当代史不是历史，已成为一部份人固定的思维。然而，这未必就是一种恰当的观点。

  何为”当代”？这是一个人言言殊的论题，“当代”其实是一个不甚明确，语义模糊，但又有一个大致限定的概念。我们在这个专栏里，把1949年以后的历史称作“当代史”，概因从那时起，我们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就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之广泛和剧烈，把“当代”和我们通常说的“现代”区别开来。但是，在“当代”和“现代”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的长时段因素还在对历史的进程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当代史从久远的过去而来，以往的结构，制度，思想，风俗，文化情趣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它们和新因素相依相随，构成了当代史的复杂斑斓的画面。

   当代史以当代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就是专门研究当下。对当下的发展变化，史家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距今不远的那些日子，它的有形和无形的留存和我们所处的当下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它们和今天有着“同时代性”，所以，把关注的目光稍向后移，并没有离开当代史的范畴。我们生活在当下，“只有置身于现实，我们才能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这种从现实生活中而来的鲜活的感受，会帮助我们从各种资料中捕捉刚逝去的岁月，去领略和发现历史的多重面相，从而为今天和明天贡献出史家的思考。

   本期专栏推出两篇论文。秦晖教授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他对农民学、中国土地史、中国苏东改革比较、乡镇企业研究等都受到学界和社会的高度重视。秦晖的中国历史学的丰富学养和他对西学的广泛涉猎，不仅使得他的研究深厚扎实，而且还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本刊发表的秦晖的《转轨前中东欧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可放弃性”的问题》一文，所论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改革前中国经济体制究竟是不是苏式的“计划经济”？秦晖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中国自50年代中后期到改革前，实际上推行的是一种含有强烈“命令经济”成份的经济体制，而一旦走出“命令经济”，被压抑很久的经济的活力很快就会释放出来；致于实行“理性计划经济”的前中东欧国家，在转轨问题上则会附出更多的代价。

  拙文《叙事事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主要谈的是当代史研究的方法论和对50年代历史的一些基本认识。笔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的两种叙事方式：“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皆有其利弊，但这是两种可以互补的叙事方式，今天对当代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更为开放，兼容并蓄的的平台上。作为当代史的起步， 50年代历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在考察50年代历史时应注意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这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经验和方法是那个时期建国，治国的“依赖路径”，对型塑50年代的社会面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上述两篇论文都是一家之言，或有不当和进一步改进完善之处。马克。布洛赫说：“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所以，本专栏热诚欢迎读者诸君的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