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对历史过程的描述中，由认识的差异而引发的歧见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一般均被视为是观点和解释体系的不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但是有些情况则不属于这个范围，因为在这类叙述中，判断建立的基础存在着资料掌握和认识方面的缺陷，换言之，维系判断的依据或是不正确的材料，或是作者超越资料基础作的主观推测，而这些主观推测又脱离了总体事实或总体事实的基本方向。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海峡两边的研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个问题。陈教授对中共历史上的延安时期素有研究，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活动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然而在陈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涉及延安时期的个别论述中也出现了差错。

有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的史料迄今开放仍十分有限，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记录，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在这一时期的档案基本都没开放，但是某些权威机构利用上述资料编写了若干著作，包括具有工具书性质的论著，却为研究者了解毛在整风期间的活动提供了一些线索。《毛泽东年谱(1893-1949)》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书在编辑方针上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凡与毛的官方解释有所不合的资料均已排除，但据笔者仔细研究，却发现该年谱收入了大量珍贵史料，编者的态度也十分认真。《毛年谱》尽管在编排上存在着不够全面的缺点，但对研究者仍有重要价值。

陈教授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运用了《毛年谱》中的资料，可是出于史家的谨慎，使用该书的频率较低，笔者完全理解陈教授的担心，但是过份的谨慎也会带来问题。

关于1943年9月开始的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以清算中共历史上“路线错误”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在陈著中有很好的描述。毛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其要点在《毛泽东年谱》中有简略的反映，其他资料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对此都有说明，所以可以肯定，毛参加了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这个情况是可知的，并非是“不得而知”。

陈云和王稼祥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此两人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都曾发生过微妙的变化，陈著根据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几项组织决定，即陈云、王稼祥列名于新成立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王稼祥担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书记，由王稼祥负责管理华北党政军民工作；陈云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依此作出判断：陈云、王稼祥“仍旧跻身于中共核心权力圈之中”[23]。但是，仅从这些任职名单上是看不出当时中共权力中枢变动的真实底蕴的。简言之，成立这个机构是毛泽东、刘少奇联手剥夺其他领导人权力的一项精心的安排。事实是，陈云长期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在1943年2-3月就被终止，毛泽东派当时正蒙受他信任的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当时陈云确实身体虚弱，毛“关心”他的身体，叫他搬到自己居住的枣园休养，真正的原因乃是，陈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审干、肃奸斗争有所怀疑，毛嫌陈云碍手碍脚，才让他“休息”。陈云尊重毛的权威，对自己境遇的变化毫无怨言，一年后，陈云复出，转任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彭真正式就任中组部部长，从此，陈云从干部组织系统转业到财经系统。对陈云的高度党性，毛看在眼中，记在心里，1945年中共七大后，老政治局委员陈云再度进入政治局，这才真正重新“跻身于核心权力圈”。王稼祥虽然多年来一直效忠于毛泽东，整风之初还十分活跃，但终因其历史上曾属于国际派大将，在1943年后逐渐受到冷遇。王稼祥不甘落伍，在1943年7月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是“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身份却长期湮没了他的这份功劳，发明“毛泽东思想”概念只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而非王稼祥。在清算历史的1943-45年，王稼祥终于病倒，虽与毛、刘等同住延安，却离“核心权力圈”不啻十万八千里。

陈著在谈到中共领袖在党内斗争的态度时提出一个看法，他说，“为了避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指责”，毛以外的中共领导人，“可能比毛泽东显得更残酷无情，刘、周、邓和彭德怀都免不了有这种问题，他们是等而上之者”[24]。陈著在提出这一看法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笔者认为，若就“党内斗争”的范围，在论对其对手“残酷无情”方面，中共党内实无人能与毛比肩。毛在江西“肃AB团”事件中对4,000余名红军的被杀负有直接责任，而张国焘、夏曦对党内同志大开杀戒是在毛之后。

陈著中对中共建国后一些事件的叙述也有少量错误。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发生的一次震动全局的政治事件，80年代后，围绕胡风案件，已出版若干著述，陈教授在撰写本书时都已注意并加以选择利用。然而陈著在分析胡风“三十万言书”时却断言，胡风没想到自己的言论根本便是和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背道而驰的[25]。胡风上书的直接动因是对周扬等的不满，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胡风是否对毛的文艺观心诚悦服则牵涉到更复杂的层次。胡风对毛有尊崇和信服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胡风就愿全盘接受毛的文艺观。其实，胡风早在40年代中叶就知道自己与毛的文艺观存有差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已有不少文献提及，1948年中共在香港组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胡风对这其中的缘由是心知肚明的。去年公开的胡风1948年12月9日到1949年12月31日的日记对此问题亦有相当详细的描述。

研究中共党史，若仅从文献字面加以理解或过份依赖于官方文字而缺少必要的分析，肯定也会造成理解上的误区。陈著说，反右派运动期间，针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党内整风继续推行[26]，这种看法最早来源于当年官方的说辞。事实上，反右期间的党内整风纯是掩人耳目，其基调早已转变成挖党内右派。近年出版的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就十分具体生动地描述了北京市委负责人是如何以“我们都是自家人，应热情帮助党整风”为诱饵，钓出大批党内右派的事实。所以仅仅从当年官方的报章中是不可能看清真实情况的。至于陈著中说文革后中共宣布对右派分子实行了“平反”[27]，这也不确。官方的正式说法是“改正”，两词的涵义区别大也。

陈著中还有一些错误可能是过份依靠推测而未及详细研判史料而造成的。例如，陈著提到中共建国后，“虽然保持农村和城市的基本体制，例如保甲制度，但他们强调群众动员，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在基层展开逮捕，并开始初步改造工作”[28]，这样的描述总体上是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但仍欠准确性。中共革命成功后，在城市第一步做的就是“城市民主改革”，在农村则是建立村组建制，通过这些措施，废除了保甲制等旧的社会基层结构，以后又经土改、镇反运动，完全建立起中共在城乡的基层社会结构，所以不存在一段时期内保留保甲制度的事实。

陈著中提到刘少奇在1962年提出“三和一少”[29]，这是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说辞，此主张实际上是由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提出的，与刘少奇无涉，尽管刘少奇倾向于接受王稼祥的意见，但版权归王而非刘。

陈著又说，“70年代初，因为与美国恢复关系，中国大陆电视观众已经注意到中国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30]，实际情况并非如此。70年代初，中国电视节目和电视机的数量都极少，一般百姓根本看不到电视，而且电视上的所有节目都已作了彻底的政治过滤，从电视上，观众很难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

以国人而言，站在民间立场研究中共历史，确是一项艰难而寂寞的事业，然而这又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正如陈教授所言，凡我国人，怎能忽略中共革命这一本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呢？陈教授有感此问题之重要，特别有感于台湾岛内不少人有与大陆渐行渐远的心态，以一人之力，历时数年，完成这一杰作。陈教授努力贴近中共革命，在宏观把握、专题分析、理论开掘等方面，皆获很高的成就。笔者这篇文章仅从史料运用的层面对陈著发表了一些意见，陈著的重大价值还有待专门论及，陈著中的若干缺失，与全书的成就相比，只是个别小疵，丝毫不影响该书的整体价值。走笔至此，深深感到，写信史难，写中共信史更难，但转念又思之，这其中何尝不另有一番研究之乐趣呢？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总第53期

[1] 毛泽东：<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85年），页634。

[2][3]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89、144。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页260；278注释17；589；3；298；317；363；367；369；370；460；496；353；374；716；742；758；313-14；381；378；9-10；658；674；870；495；741；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