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革命为二十世纪所发生的重大现象，近代以来，出版业渐趋发达，在30-40年代就已有许多有关中共革命问题的论述问世，如今这些资料都可由学者自由使用。80年代后，国内政局朝开明方向发展，官方已陆续出版大量资料。与一般理解相反，目前有关中共革命的资料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既有中共历史文件的正式刊印，又有大批回忆的资料出版。从数量上讲，近20年来这类史料和论著，已到了车载船运、汗牛充栋的程度，以至有学人感叹有消化不了之虞。

“消化”问题即史料研读和判断的问题，此为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关键。80年代后，大陆虽陆续开放史料，但许多重要史料迄今仍束于秘阁，已开放的各类史料和出版的文字大多又零碎缺少系统性，资料有真伪之分，有的并非有意造假，而是由其他各种复杂原因所造成。学者如何对各类资料加以鉴别并与其他资料互相印证，以辨别真伪，并将这些资料融会贯通、加以运用，这都是治中共史学者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棘手的问题。

暮冬时分，我读到陈永发教授的最新著作《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细细读毕，深感这是一部近年少见的全面研究中共革命历史问题的力作。陈著是中国人站在民间立场，跳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解释学的束缚，以个人之力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第一部大型私人历史著作。陈教授以精深的学养，从容驾驭如此宏大的题目，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之上对中共革命条分缕析，卓然成一家之言。但陈著亦有缺失，直言之，存在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史实和判断方面的错误。

二

在当今华语世界内，陈教授可称上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取得最多贡献和突出成就的学者之一，陈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重视使用大陆的资料，在该书中，大陆资料的使用比重远远超过其他资料。陈著除动用了大陆出版的第一手的档案文件外，也充分利用了大陆学者的研究论著以及大陆出版的各类回忆资料。总体说来，陈著在资料选用是慎重的，但也有个别疏忽。在陈著的参考书目中列有前几年在大陆流行的小说《天怒：反贪局在行动》，此书非严肃著作，对学术研究而言，似无价值。

研究中共革命，大陆方面的资料肯定是主体，近20年来，大陆权威机构已陆续编撰出版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虽然都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在资料编排和史实叙述方面也有所取舍，但基本已杜绝以往改写、编造历史的现象，所以这些资料经分析、判别后，是完全可以使用的。然而问题还是有的，由于大陆党史研究还存有许多禁忌，历史上许多关键问题的资料至今还未全面公开，所以研究者仍需小心。

1930年代初期江西苏区“肃AB团”事件是一个牵涉到毛泽东个人责任的重大事件，任何严肃的学者在研究中共革命历史时都不应回避这一问题。80年代后，在撇开毛泽东责任的前提下，大陆的党史编纂学对此问题有新解释，但“肃AB团”具体受害者的数目并未正式公布。然而，在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期间及80年代中期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史学界一度十分活跃，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个别权威机构曾出版了有关中共党史的系列资料集，这些资料集中的一些重要文献，以后却没有收入到官方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毛泽东文集》里。

在这些被官方文件集舍弃未收的文献中，就有毛泽东对“肃AB团”死亡人数的直接或间接的描述。1930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中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4万多余红军中就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1]。

对于“肃AB团”死亡者的数目，大陆中共党史权威廖盖隆教授在80年代初有过两次讲话。1980年12月10日，廖盖隆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2] 1981年9月23日，廖盖隆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3] 毛泽东在1930年12月谈到肃出4,400“AB团”分子，尚不包括1931年4月后，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后重开杀戒，捕杀“AB团”牺牲者的数目。因此，即使用毛泽东当年说的数字和廖盖隆在80年代初提供的数字，“肃AB团”死亡者人数也不是陈著中所说的500人，陈著且没有提供这个数字的资料来源[4]。

对中共江西时期的研究在台湾进行的最早，概因1934年末，国民党军队攻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后搜寻到大批中共史料。80年代后，大陆学者戴向青、蒋伯英等长期搜集散失在江西、福建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史料，编有若干史料集，并写有研究论著，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关于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受压的情况，历史资料与道听途说有很大的区别。毛在1931年11月后确实开始受到苏区中央局的排挤，但毛受压的具体情况则比较复杂，并非像毛掌权以后所说的那样。在1931-1934的几年中，毛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在党内也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著说，毛因查田运动失败被国际派撤除其政治局委员一职并非事实[5]。

江西时期，中央苏区经济因战争环境、国民党军的封锁以及国际派厉行极左政策而极端困难，此时中共还未学会动员部队、机关生产自救一套方法，在农民耕作方面，也还是沿用传统方式。陈著中说“中共从江西时期以来，为鼓励农民成立集体组织，总是在资金、技术和化肥等方面对其提供种种优惠措施……”[6]。在这段话之后，又有“到延安时期”，致使产生疑问，在瑞金时期农民耕作何来“化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