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在八十年代初，那时它的名称还是叫“大学服务中心”，当时国门初开，有关海外中国研究的讯息开始传入内地的高校，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海外赠阅交换的书刊中，我第一次知道，在香港有一个叫“大学服务中心”的研究机构，据说那是冷战时期美国为收集大陆资讯在六十年代初创办的，这时虽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但那些资料在介绍这个“中心”时，还留有一些神秘感。

   1993年，我对“大学服务中心”的印象开始具体生动起来，这和我的一个外国学生有关。我在南京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生李比特（Pierre F. landry）是法属留尼汪人，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师从美国著名中国学家李侃如。当时他由我指导作“建国后江苏省干部的结构和来源”的研究，他多次和我谈起“大学服务中心”，为了完成这个题目，他去了香港中文大学许多次，在那儿的“大学服务中心”收集资料, 特别是地方志资料，于是我知道“大学服务中心”已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李比特只要说起“大学服务中心”，都会向我提到，他在 那里得到一个叫Jean的学者的很大的帮助，他建议我以后如有机会去“大学服务中心”，也应认识Jean。

  1998年秋，我第一次应邀来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也是第一次来到“大学服务中心”。“中心”所在的中文大学中央区的田家炳楼，依山傍海，下方就是风景秀丽的吐露港，我发现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神秘色彩，就是一个收藏丰富，服务周到的资料收藏及学术交流机构。在这里，我认识了关信基教授，熊景明（她就是Jean）、还认识了郭小姐、Karen、Petty、阿梅等 “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这以后，只要我去香港或途径香港，我都要来“中心”，无因它由，就是“中心”使我难忘，不仅在于它的丰富的收藏，更因为这里的人——他们的热情，周到，细心，使得来访的学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一块令学人流连忘返，真正属于学者的“学术家园”。

   “中心”的来访学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中心”，我又几次见到我过去的学生李比特，他现在已改名叫 “李磊”，已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了。和过去一样，李磊还是每年来“中心”，为他的新的研究查找资料。九十年代以来，“中心”加强了和内地学者和研究机构的联系，几年前，“大学服务中心”也正式改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中心”的负责人关教授、熊老师，以真诚、友善、热情的态度对待造访的每一个学者，不管是学界享有盛誉的名人，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后学，“中心”选择来访学者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她）的研究是否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他（她）的研究是否有真知灼见，而绝非以头衔和“名头”见人、待人。

   以后我知道，关信基教授和Jean一直有一个想法，这就是“中心”要尽量为那些在内地边远地区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正因为有了这个想法，我在“中心”见到了做“青海省贫困地区能源替代研究”的朱华女士，她是她所在的青海省贫困地区研究中心第一个有机会来香港做学术交流的学者；我也看到专门研究农村女童问题，来自安徽省淮北煤炭学院的青年女教师小赵，显然，如果没有“中心”的支持，她们都难有机会前来香港中大研究。因为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这种现象：国外、海外的学术机构一般只会把目光投注到少数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和研究单位以及知名学者的身上，唯有关教授和Jean别具眼光，“中心”把关心和支持投向内陆，把机会慷慨提供给那些卓有成就，或具有研究潜力而资源又比较缺乏的内陆中青年学者。

  “中心”的重要意义在于给来访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开放多元的交流平台，在午餐讨论会上，来自相同学科和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一堂，共同分享交流学术研究的成果。只要能抽出时间，关信基教授都会主持讨论会，他的谦和、善良和对学术的尊重使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倍感亲切。有时Jean又会根据报告者的题目，邀请在该领域有研究的来访的学者做讨论会的主持人，沈志华和我都曾忝例主持人之位。中大的许多教授也经常来参加讨论会，香港其它大学的中外学者也会从不同的地方赶来参加讨论会，在会场，我也每次都看到来自内地大学，现在香港中大攻读博士生们。虽然与会者有时也会就某个问题发生颇为激烈的争论，但在关教授和Jean的智慧幽默的话语中，争论者都会“化干戈为玉帛”，因为大家都知道，发展学术的唯一途径就在于兼容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