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于1978年秋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这之前，我就闻知茅家琦先生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1975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南京大学外语系一俄裔女教授和她的先生，以后与这对可亲的老人有了来往，并经常在假日拜访他们。老夫妇知道我喜欢中国近现代史，曾主动提出要帮我和他们的朋友及邻居茅家琦先生联系。但我自感浅陋，未敢贸然造访。进入南大历史系后，我有机会聆听茅先生的报告和讲座，却一直未有个人来往。1979年南大校庆，历史系举办首届大学生学术报告会，我作了一个题为《杰佛逊和他的<独立宣言>》的报告，发言完毕，茅先生给予了热情的鼓励。这是我第一次与茅先生有了直接的接触。1984年，在本科毕业离校两年后，我考取了由茅家琦先生主持的南大历史系近现代史专业中华民国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师承茅先生与姜平、张宪文教授，并参加了由茅先生主持的几项重要的科研项目。几年后，我又在茅先生指导下攻读中华民国史博士学位。十余年追随先生，深受先生的教诲，今特记述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以供各界人士参考。

一、   钻研史料、求真求实

先生是横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个时代的那一批学者的杰出代表，他们目睹旧中国的衰敝而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自觉依照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行思想改造。但随着史学界教条主义思想的日益盛行，他们又最早对之产生了疑惑，并在自己的研究中注入了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成为文革后历史反思的先行者。

1964年，中国史学界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人员的戚本禹发表了《评忠王李秀成自述》一文。戚文的发表有复杂的政治背景，用黎澍先生的话说，此文的政治目的就是利用对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自述的批判，为两年后文革爆发“大抓叛徒”预作舆论准备。当然，戚文的政治背景并不为当时包括茅先生等在内的史学家所认识，但戚本禹为政治需要而有意曲解史实，则受到正直史学家的批评。

1964年8月4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茅家琦先生的《论李秀成》，先生从大量的太平天国史料出发，批评戚文不符合历史事实。众所周知，史实是史论的基础，建立在虚假史实上的结论自然是靠不住的。茅先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向有着很大政治来头的戚本禹表示了质疑，这一行动本身就构成了对当时正盛嚣尘上的“史学革命”的抵制，因而不可避免遭到所谓“批判”。1964年秋，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点名“批判”茅先生，并被冠之以“江苏省吹捧李秀成投降变节”的第一号代表人物。

茅先生在1964年向有着“大来头”的戚本禹表示抵制并不是偶然的，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学术大批判运动中，这不仅需要胆略和勇气，更需要一种学术自信。

先生的学术道路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史学革命”自然对包括先生在内的那一代学人都产生了影响。五十年代初百业奋举的新气象鼓舞感动了广大知识分子，他们自觉遵奉领导、报纸和各种小册子所宣传的精神，并贯彻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茅先生以后说，当年自己也受到“五十年代注经式教条主义”的影响，所作的研究只是用史料解释经典著作，“套历史”。

即便是在教条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茅先生也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这主要归之于他对理论的认真研读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广泛涉猎。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在五十年代一直是一个被普遍重视的课题，流行的看法为，帝国主义惯用武力手段推行其侵华政策。茅先生则从探究分析史料入手，对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五十年代写有一些论文，曾专门就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作出分析，认为帝国主义并非只使用暴力压迫手段，在镇压义和团事件中，帝国主义还施用了欺骗、麻痹的手段，即帝国主义运用两种手段勾结清政府将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茅先生的这种观点丰富了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运动关系的研究。

建国后茅先生长期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执教，南大历史系作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镇是与茅先生的开拓努力分不开的。五十年代以来，研究太平天国史或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们多从中文史料入手，一般都不重视外文史料。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又是和外国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若仅从中文史料一方入手，不研究外文史料，许多重大事情都不易看清。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茅先生是最早注意这个问题并运用外文史料的少数研究者之一。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茅先生系统阅读有关太平天国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外文史料，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研究。对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原因，传统的看法认为：由于太平天国的敌人特别强大，运动必然失败。茅先生则从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角度，对此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即在1862年1月以前，太平天国面临的仍是满清政府一个敌人，而不是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两个敌人，直至1862年初，清政府才与外国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剿杀太平天国运动。茅先生这个论断建立在充分详实的中外文史料之上，因而受到近代史学界的普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