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一生做的两件大事

                                                    刊于《南方周末》2001年10月18日

公元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先生以101岁的高龄，在远离故国的异邦他乡––––夏威夷岛走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路程。张学良，这位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时程，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少帅”，已永远定格于历史。

纵观历史风云，那些可称之为风流人物的英雄豪杰，或是思想家，或是行动家，或兼思想家与行动家于一身，他们都是以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登高振臂一呼，从者云集，汇成浩荡的洪流，从而使历史在一刹那间，突然转变了方向……

张学良先生寿享101岁，可称之为人瑞，然人之一生，如白云苍狗，张学良一生的辉煌岁月，都集中于青年时代。在他的漫长生命中，前一时段所做的两件大事，已使其永载史册。

张学良一生中的这两件事都非同小可，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既深又远。张学良以关东血性汉子的热劲和豪情，只手捅天，不干则已，一干则惊动地，使河谷崩裂，山河改道。

张学良干的第一件大事是，1928年底毅然宣布东北易帜，使东三省归于中国版图。

张学良生于战乱频仍、民族危机深重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1924年12月，张学良在天津拜见了病中的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寄语张学良和东北青年：列强环伺东北，东北青年当奋发自强。孙中山的这番话，张学良终生铭记于心。1928年6月，日本军阀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学良之父张作霖。时年二十九岁的张学良接获父亲遇难的电报，连夜潜回沈阳，秘不发丧，每天官报云：为张大帅送饭、奉药。就在日本军阀眼皮下，张学良争取了时间，迅速接掌东北军政大权，稳定住了大局，挫败了日本军阀乘乱霸占东北的阴谋。张学良素怀救国拯民之大志，心系国家统一。他不畏日本军阀的威逼，与日本巧妙周旋，私下积极准备易帜事宜。1928年12月29日，东北全境忽地全部高悬孙中山先生画像，飘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易帜大典上，张学良慷慨陈词：我们之所以易帜，是效法我们东边的某先进国，几十年前，他们为结束军阀内乱、促成国家统一，尊王攘夷，奉还大政于中央，我们今天也是这么做，为的是谋求国家的统一。张学良的行动使日本军阀既恨又惧，东北易帜维护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张学良的义举彪炳史册，光照日月。

张学良先生做的第二件事是发动西安兵谏。二十年代后的张学良，可称之为“青年凯末尔主义者”。他统掌数十万军队，是东三省最高统治者。张相信军队可成为落后国家推动现代化的重心，而某些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军事强人可担负起救国保民的重任。他相信自己就是这样的新式军人，更将复兴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凯末尔”蒋介石的身上。然而张学良所敬重的蒋介石却告诉他：“攘外必先安内。”正是蒋一声令下，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在“九·一八”后不战自退，致使东三省沦于日帝的铁蹄之下。

白山黑水，广袤富饶，东三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地，更是张学良的桑梓之乡。张学良为他对蒋介石的服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蒙受了“不抵抗将军”的羞辱。1933年，张学良远走意、德诸国。和蒋介石一样，张学良也对意、德的“国家振兴”萌生了兴趣，试图从欧洲带回强国兴邦之道。但是，在三十年代积贫积弱的中国，根本无法横向移植意、德经验。这时，张学良又被蒋介石调往西北“剿共”前线。他茫然，愤然，这位爱国者，已不能接受“兄弟阋于墙”的现实。

张学良的苦闷与彷徨被另一群中国人最先捕捉到。1935年后，红色力量已转移到中国的西北角，中共号召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一致团结御侮，派出了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等，积极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一时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激励民气，凝聚人心的时代最强音。

1990年，张学良先生打破五十年的沉默，向日本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说：“那时，共产党实在是善于抓住人心。当时中国充满抗日的气氛，但是国民政府却不想立刻抗日。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利用这一点，抓住了人们的心理。我认为共产党抓民心，做得实在漂亮。”（日本广播协会（NHK）采写，周季华、蒋立峰译：《张学良访谈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07页。）

当年在张学良身边还有另一批人，这是一些在三十年代初中共党内斗争中“淘汰”出去的前共产党员。这批人虽然离开了共产党组织，但是共产主义理想和救国激情并没有消退，他们的领袖人物就是中共早期的著名活动家罗章农先生。罗的一位朋友，也是前共产党员黎天才成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张杨八项通电”就是出自黎天才之手。

在国族危难之机，张学良怒发冲冠，非为个人，所思所虑皆为国家、民族、同胞，其心也善，志更高洁。

张杨兵谏“成了推动时局转变的枢纽”，为国共合作共御外侮打开了通道，全民抗战的新局面从此形成，中共也从西北一隅走向中原，走向内地，走向全国。历经劫难的中华民族，在神圣的抗战中，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获得民族复兴的生机。

中国共产党真诚地感激张学良先生。1935年12月25日，周恩来赶往西安机场，试图劝阻张学良飞往南京，望着远离的飞机，周恩来惆怅、惋惜不已。

在四十年代的国共谈判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释入张、杨的要求。

八十年代初，沈阳恢复和修葺了张作霖的墓地和故居。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也在1993年重新挂牌复校。

1991年，张学良当年东北军的袍泽、中共元老吕正操将军专程赴美，看望张学良先生。东北的官员多次邀请他重返白山黑水看一看家乡。

然而，生也艰辛。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过早地被斫断。就在那场惊天动地事变的帷幕刚拉开不久，就在那场气壮山河的全民抗战爆发的前夜，张学良作为一位军事政治家的生涯，也就结束了。张学良曾予以厚望的苏联人，在事变后并不欣赏他的行动。斯大林说：“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季米特洛夫日记＞选介》，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2001年8月号，第48页)而当张学良以真正的大丈夫气慨，抱“赴死之心”亲送蒋介石飞返南京后，等待他的却是长达54年的漫漫幽禁岁月。

在这场事变中，张学良个人又得到了什么？和那些精于算计的强人、政客相比，张学良堪称是纯真无私的真君子。他的军队––––事变前仅次于中央军的五十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子弟兵，和当时全国数量最多的空军队，在事变后消散于无形。而在那个时代，军队是所有掌权者的命根子。张学良却可以不考虑这些，放得下，拿得起。其晚年书写的一幅字，准确地反映了他的精神世界和人格操守：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张学良已臻于世俗之人难以企及的至高境界。

张学良于五十年代后皈依基督教，他在每天诵读的圣经中，获得了宁静。1992年，张学良手书谒郑成功祠诗一首赠吕正操将军，籍以述怀：“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首诗集中表达了张学良对国家、民族、同胞的大爱。这就是当年那位关东血性男儿留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后姿态。

张学良晚年，已将他自1936年始的全部私人资料捐赠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指定2002年才能开放。现在张学良先生已走进历史，或许人们可以期待，明年开放的那些卷宗能否发现另一个张学良。勿庸置疑，张和他所做的两件大事，尤其是后一件大事，将长久被世人关注和评说。